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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8日，云浮市云城区安塘街大云村村民对《“活力民主，阳光村务”工程规则》进行投票表决。黄小涧摄
记者最近到粤西云浮采访时看到，这里正大张旗鼓展开“活力民主，阳光村务”试点工程，这项工程很受农民欢迎，因为它能够把“村民自治”落到实处，解除农民长期郁结的“心病”。
为了让村民更放心
农民陈桂池一个月前写了封告状信，却像中了头彩似地名声大噪起来。因为市委书记给他的复信成了“教材”，在全市大会小会上无数次地被学习，被讨论。陈桂池于是成了一个符号，非常生动地诠释着正在云浮市火热开展的“活力民主，阳光村务”工程试点工作。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稳则天下安，这是常识。有关部门的统计显示，全国信访案件90％来自镇、村两级。而云浮市信访局的初步统计也表明，来自村一级的信访案件为57％，多数是告村委会。陈桂池告的就是村委会。
陈桂池家住云安县高村镇佛洞村，这里是山区。记者去了解情况时，村委会主任李卓明有些委屈地说：“上面已经来人查了好几次了，没有查出什么问题。”对于陈桂池写告状信，李卓明有自己的看法。他说，陈桂池原来是村理财小组成员。这个人热心公益，也有一定的能力，但是性格有点“较真”，在理财小组中常持“不同意见”。
理财小组是按照有关规定建立的，由村民选出来监督村委会开支，属于“村民自治”的主要内容。陈桂池因“持不同意见”而写信告状，他到底要告什么呢？
记者找到陈桂池，他开始有些疑惑。等我们说明来意后，他的眼睛突然亮了起来，热情地洗杯泡茶，拿出上访“材料”激动地点评着。我们问，你什么时候开始上访的？他说，去年5月开始，主要是写信，镇、县、市、省都写过，光省里就写过3次。为什么要告？他说：“村委会做事不透明，许多重大开支都是事后才拿单据出来给理财小组看，然后再贴出来，这不是打死狗说价吗？”
离开佛洞村的路上，我们开始讨论一个话题：如果村委会把每项开支事前公示，陈桂池或许不会告状；问题是，绝大多数的村委会和理财小组很默契，村务开支都是“事后公布”，有时年底才公布，村民有怨言没办法，碰上陈桂池这样“较真”的村民，写告状信很难免。中国农村“分田到户”已20多年，但人民公社留下的一点遗产大家都还惦记着，有的地方还搞得很大，这些“集体经济”的支配权由村委会掌握，现行的有关法规监督不力，尤其缺乏操作细节，以致很多地方村民们对村委会不放心。
试图解决一个重大课题
45岁的郑利平在云浮干了7年，现任市委书记，是个有博士学位的“海归”，大局观很清晰。他说，“活力民主，阳光村务”试点工程是云浮的“自选动作”，核心就是对“村民自治”体系进行机制创新。
与郑利平交谈感觉很爽，他信息灵通，善于思考。他说，中央对新农村的目标要求是：生产发展、生活宽裕、村容整洁、乡风文明、管理民主。前三项是“硬件”，普遍受重视；后两项是“软件”，相对重视不够，涉及法律法规，需要观念创新。
郑利平说，云浮搞“试点”，主要集中在机制创新，完善和丰富“村民自治”的操作细节。具体做法是在全市挑选25个村，保持村委会，然后设置三个独立的组，即：会议召集组、监督组、发展组。这三个组成员由村委会提名，交村民代表会议或村民会议无记名投票产生。为保证公开公平公正，规定村委会成员不得担任任一小组的成员；为保证党的领导，又鼓励村党支部成员（非村委会成员）通过选举进入三个组。
我们问，每个村都设个“会议召集组”，是否夸张了点儿？郑利平却颇自得：“这可是我们的一大创新。”他说，按现有法规，十分之一以上村民可以联名提出召开村民大会，但实际上无法操作，向谁提出？由谁来具体召集会议？没有具体规定。实践证明，如果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不能有效行使决策权和监督权，许多矛盾和误解将由此产生。而会议召集组的工作，就是要确保做到因应村民的意愿，及时启动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程序，实现民主决策和监督。
郑利平说，做好新形势下的农村工作，必须要建立包括村委会在内的多样化的村民自治机构。我们设置的三个组，是受村民代表会议委托，行使的是村民代表会议的具体职能。三个小组与村委会相互协作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使村委会更好地执行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的决策，共同促进村务民主管理，化解村民对村委会的不信任，“给群众一个明白，给干部一个清白”。
显然，云浮市的“活力民主，阳光村务”试点工程，是在试图解决一个重大课题。当一些地方还在为新农村建设大兴土木，甚至出现“劳民伤财”苗头的时候，云浮市紧紧扣住“以人为本”，将提高农民生活水平，与促进农村社会和谐一并考虑，其战略高度不言而喻。
九成半村民投了赞成票
为了解云浮“活力民主，阳光村务”试点工程的真实情况，我们跑了好几个村庄，所到之处印象深刻。很醒目的标语横幅随处可见，村民们像过节一样高兴，对刚结束的投票表决津津乐道。投什么票呢？投“工程”规则的票。云浮是个地级市，没有立法权，因此，由市委、市人大组织调研后，拿出了个“乡规民约”似的《指引》，发动村民反复讨论，由市人大表决通过，最后还要返回25个试点村投票表决。“村民自治”要有“游戏规则”，市里面只是起组织作用，玩不玩还得村民们自己拿主意。
在安塘镇大云村，村委会主任钱桃对记者说，为保证投票率，外出打工的人全都被叫回来了，实在回不来的就委托电话投票，全村97.56％的适龄村民投了赞成票。钱桃说，赞成票应该还多一点，有些阿公阿婆不识字，结果投了废票。
记者拿到了一份25个试点村的“情况总汇表”，上面显示：23个村的赞成票率超过95％，一个村88.2％，最低的一个村也达到了87.05％。
在佛洞村，我们问村委会主任李卓明，设置三个小组，会不会影响你的权力啊？他一脸严肃地回答道：“我没有压力，村委会也没有压力，说老实话，反而减轻了负担，有事大家多分担就是了。”
下午太阳很猛，一些村民围在大树下甩扑克牌，我们过去问大家的看法。一位壮汉头也不抬地打了个比喻：“当然好了。我们辛辛苦苦种的龙眼树，长大了结果了，总要有人来守吧，不然老是担心被偷光啊！”
云浮市地处粤西，经济欠发达，村“集体收入”普遍只有数万元，与珠三角地区无法比，但有一点相同：所谓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和村务规范，基本上绕不开“集体收入”。中国农民不患寡而患不公，所以，建设新农村要帮农民提高生活水平，但更要想办法让农民身心愉快。构建和谐社会，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村是否和谐，忽略了这一点，势必影响中国的整个现代化进程。就此而论，广东云浮市的做法，具有深远战略意义，的确值得关注。（本报记者 方文 刘圣清）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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