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化夷

　　交出政权

　　1935年3月24日，蒋介石偕夫人宋美龄及顾问端纳、陈诚，由重庆飞抵贵阳，督师“剿共”。蒋介石一到贵阳，提出巡视贵州省政府及二十五军军部。从军部出来，蒋又提出到王家烈公馆去坐坐。王家烈以最为隆重的礼仪接待这位党国元首。蒋介石与宋美龄在王公馆里谈笑风生。宋美龄还答应万淑芬，第二天到贵阳的名胜螺丝山王阳明祠游览。

　　蒋介石夫妇一离开王公馆，万淑芬马上着手安排第二天蒋夫人的游览活动。万想利用这个机会，好好巴结一下蒋夫人。

　　次日下午，螺丝山戒备森严，贵州省府高级官员的家眷，一个个浓妆艳抹，花枝招展，坐着大小轿子，向螺丝山飞奔而来。她们久闻宋美龄大名，也都想瞧瞧蒋夫人的尊容。

　　这一大堆夫人，兴致勃勃地站在螺丝山上，等着蒋夫人惠临。哪知一等不来，二等不来，万淑芬也急了，派人去催请。结果，蒋夫人传话：“今天身体不舒服，不能来了。”

　　万淑芬听后，犹如三九天一盆冷水当头淋下。那些官眷也一个个垂头丧气而归。这次的脸丢得大，回来的路上，万淑芬难过地流下了眼泪。

　　蒋介石此行，名为督师，实为解决王家烈的问题。据说到达贵阳的当天，陈诚即提出杀掉王家烈，老蒋没有同意。他说：“王绍武个大心直，本人并不坏，坏在他的左右。”蒋担心，此时杀掉王，他手下二十五军几万人会造反。

　　到贵阳的第三天，蒋介石找王家烈谈话，明确告诉他：在省主席和二十五军军长两职中选一项。当省主席就不能当军长，当军长就不能当省主席。

　　王家烈一听此言，冷汗即从脖子上流了下来。他问蒋：“能不能容我回去与部下商量一下？”

　　蒋表示同意。

　　回去后，王家烈召集部下开会，商定取舍。文职官员主张留任省主席，让出军长。理由是没有政权，军饷就会无着落，最后军长的位子坐不稳。武将们意见相反。理由是没有军权，省主席的位置也干不了几天，垮台会更快。

　　王家烈经过权衡，最后决定保留军长一职。

　　3月30日，蒋介石下令免除王家烈贵州省政府主席，由吴忠信接任王家烈。

　　广西的李宗仁听说王家烈交出政权后，想联络他共同反蒋，他在白绸布上写了一封信，缝在二十五军驻粤办事处处长王节之西服里，专车送他回贵州，面交王家烈。李宗仁这封信的大意是：你已交出省政，下一步老蒋可能以军饷来卡你，逼你交出军权。我们决定向你每月接济30万元军饷，以及所需的枪弹。你可将部队集中在黔南一带，与我们加强联络，蒋如果进逼，就与他翻脸。我们共同反蒋。

　　王家烈看完信后，丢在茶几上，淡淡地说：“算了，猴子上得了树，狗是上不了树的。我不想干了。”

　　果然没过多久，蒋介石就以军饷进一步卡王家烈，逼他自动交出军权。

　　蒋介石下令王家烈所部2个师，5个旅、15个团，缩编为2个师6个团。王家烈的部队驻在各县，非常分散，蒋又不让他集中部队。不集中部队便无法整编，而不整编就不发饷。后老蒋开恩，同意发饷，但规定部队未经中央点编前，只发给每月伙食费10万元。王家烈的部队有两万多人，这点钱连吃饭都不够，更谈不上其他开支了。就是这10万元，老蒋也是开的空头支票，实际分文未给。这样一来，王家烈的处境十分不妙。

　　接着，蒋介石又让人煽动王家烈的部下闹饷。同时，用重金收买了王的两个师长何知重与柏辉章反王。一次，何知重的第三团开到军部驻地，王家烈前往看望，该团士兵当着他的面叫骂开了：“军长吞扣我们的军饷！”“军长不发饷，抠他的屁股！”竟没有一个长官出来制止。

　　回到军部后，王家烈躺在床上，自言自语道：“这样的兵还能带吗？”便萌生去意。

　　就在王家烈萌生去意之时，蒋介石已想好了赶走王家烈的办法。

　　4月初，张学良由武汉坐飞机到贵阳来见蒋介石，在与蒋一道吃过午饭以后，张学良起身回武汉，王家烈等人到机场送行。临上飞机时，张学良忽然问王家烈：“你坐过飞机没有？”

　　王家烈笑着说：“不怕你见笑，我还没有坐过呢。”

　　张学良说：“那你上我的飞机，在贵阳上空绕一个圈子如何？”于是，王家烈兴高采烈地上了张学良的飞机，由张学良自己驾驶在贵阳市上空飞行一周后，向东北飞去。王家烈看到飞机老不降落，正在着急和怀疑时，张学良从口袋里取出蒋介石的命令给王家烈看。这命令的大意是免去王家烈二十五军军长职务，调军事参议院任中将参议，即往武汉服务。

　　王家烈看了命令以后，知道是上了当，但已无可奈何。

　　投向人民

　　王家烈离去后，蒋介石在贵阳成立西南行营，任顾祝同为行营主任，同时命令薛岳驻守贵阳并任省府委员。加上其亲信吴忠信任省政府主席，老蒋不费一枪一弹，成功地在西南腹地打进了一根楔子。

　　军事参议院参议，是个虚职。王家烈终日无所事事，想上班就去，不想上班就在家里喝喝酒，唱唱京戏。王家烈的一举一动，被监视他的特务向老蒋作了汇报。老蒋心想，长此这样下去，影响不好，便让他免试进入陆军大学高级班学习。

　　陆军大学校长是蒋介石，该校的管理非常严，每学期考试实行淘汰制，王家烈在那里不敢马虎，每次考试前，挑灯夜读，成绩倒也不错。蒋介石听说后，曾在一次学校大会上表扬了王家烈。

　　抗战爆发，陆军大学先是搬到长沙，后来又迁到遵义。陆军大学毕业后，王家烈主动要求上前线抗战，蒋介石便派他到鄂南，向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汤恩伯报到。

　　王家烈在汤恩伯那里得到较好的照顾。可是老蒋对他仍不放心，他走到哪里，后面总是有人监视。一次，汤恩伯来见蒋介石，蒋问他：“绍武在你那里如何？”

　　“很好呀！我把他安排在二十一军团当副军团长，他很满意的。”汤恩伯答道。

　　“嗯———”老蒋没有多说。

　　汤恩伯走后，蒋介石不放心。把王家烈放在汤恩伯那里，原指望汤恩伯能够对他的行动有所约束，哪知汤竟和他搅到一起了。

　　没过多久，蒋介石一纸调令，把王家烈从前线调回重庆，到军委会任高级参议，后来又改派为军政部参事。

　　从炮火纷飞的前线回到大后方，王家烈很不习惯。开始，他还找老蒋，希望能重返前线。后来见蒋总是哼哼哈哈，要他不要着急，他才明白：原来老蒋对他仍不放心。从此，他再也不提回前线的事了。

　　抗战胜利后，王家烈随国民政府回到南京，不久，老蒋便要他退役。对于老蒋的命令，王家烈不敢不接受，无可奈何的他，只好打起行装，回到了贵州桐梓老家。

　　回到家乡的王家烈，似乎又找到了当年的感觉，家乡人对他仍像以前那样尊重，还选他为桐梓县的“国大代表”。

　　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王家烈已意识到蒋家王朝来日不多。

　　1948年，王家烈在重庆碰到原陆军大学教育长杨杰，当时杨杰正穿梭于川滇之间，暗中在做这两个省军政人员的工作，希望他们能够弃暗投明，奔向共产党。杨杰见到王家烈后，非常高兴，他把王请到自己住的地方，向他详细分析了当时国共战场的形势，希望他认清形势，赶快作出抉择。

　　王家烈当即表示，他对国民党已无任何幻想，只要有可能，他将离蒋而去。

　　1949年11月，解放军开进了遵义，这座古城迎来了新生。

　　这天，中共遵义地委和军管会派人来到桐梓王家烈的家里，向他面交了地委书记陈璞如的亲笔信，盛情邀请他去遵义，为建设新贵州作出贡献。

　　拿着陈书记的信，王家烈的手颤抖着。他万万没有想到，他这个当年与红军作过对的“贵州王”，今天共产党却拿他当做朋友看待，他为共产党不计前嫌的大度所感动，当即表示一定要为建设新贵州出力。

　　当天，王家烈随车来到遵义。在遵义，王家烈受到了遵义地委的热情欢迎与接待。在与地委领导的交谈中，他仍有些顾虑，觉得自己当年打过红军，在贵州的解放中无功于共产党，担心共产党算旧账。地委领导和军管会的同志多次找王家烈谈话，希望他打消顾虑，给他安排工作，并向当时贵州省委领导写信，希望能按起义将领对待。贵州省委很快回复，同意遵义地委的意见。

　　1950年春，王家烈在遵义地委领导的陪同下，来到省城贵阳。他受到了苏振华、杨勇等党政军首长的热情款待。席间，苏振华频频举杯，向王家烈留在大陆表示祝贺，希望他发挥余热，为建设新中国作出贡献。

　　王家烈含着热泪说：“过去，我为蒋介石卖命，不遗余力打红军，蒋却到头来算计我，迫害我。共产党宽宏大量，原谅了我的过去，今天这么热情地接待我，真让我无地自容。来日方长，我只有尽心尽力为新中国做事，来报答共产党对我的恩情。”

　　不久，中共中央正式任命王家烈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贵州省人民政府委员。王家烈也没辜负共产党对他的期望，在协助征粮、剿匪、安定社会秩序方面，作出了积极贡献。以后，王家烈先后当选为贵州省人民代表大会第一、第二、第三届代表，省人民委员，省政协副主席。

　　王家烈的晚年是幸福的，他对自己最后的选择非常满意，他常常对人说：“我留在大陆这条路走对了，感谢共产党对我的信任。”

　　1966年8月11日，王家烈在贵阳病逝，享年73岁。（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