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中外妇女研究中心课题组近日进行了一次题为“中国人生活质量与主观幸福感”的调查，结果显示：在收入纬度上，收入较高的群体对于生活的信心和希望要高于其他群体，农业劳动者对生活的信心和希望最低。

　　调查者只是通过调查客观地摆出对比数据，未作出任何价值判断。我感觉，这不是一个仅与低收入对应的简单数据，也不映衬什么主观幸福感和生活质量，它对应着另一个非常严峻的现实：农村自杀率也最高。

　　前年的“预防自杀日”，卫生部门曾公布过一组让人触目惊心的数据：自杀在我国已成为位列第五的死亡原因，每年约有28.7万人自杀死亡，除此之外还有约200万自杀未遂者。中国的高自杀率表现出了一种独特的特征：农村的自杀率是城市的3倍，农村老年人自杀率高于城市老人5倍，全国90％的自杀发生在农村——也就是说，中国每天有720人自杀，其中有540名农民。

　　农村自杀率何以相对较高？从北大这个关于“生活质量”的调查中可以找到原因，他们对生活的信心和希望最低——生存很多时候得依靠一种“未来至少不会变得更坏”的信念，如果现实断绝了这种信心和希望，一旦遭遇挫折，就很容易陷入绝望，从而选择轻生。

　　自杀，在西方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现代性问题，所以更多发生在城市，因为城市人群更容易遭受工业社会伦理失范带来的冲击，更大程度上面临现代性所带来的异化、孤独、疏离等问题。而“中国式自杀”更多地呈现出一种前现代特性，自杀人群主要集中在农村，这是由中国社会特定的城乡二元体制所造成的。二元体制的存在不仅给农民带来了物质匮乏，还容易产生一种触及心理、深入灵魂的精神伤害，使部分意志薄弱者对未来充满悲观，对存在充满疑惑，这种精神状况在调查中的显示就是“对生活的信心和希望最低”。

　　这个结果提醒我们：新农村建设的当务之急应该是破除城乡壁垒，以权利保障调动农民的致富热情，以实实在在的经济改革让农民对生活的信心和希望高扬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