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春交会（4月15日～5月15日）成交额13.33亿美元，到会客商14330人，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秋交会（10月15日～11月15日）成交额15.89亿美元，到会客商15326人，来自92个国家和地区。

1976年第四十届广交会开幕

   主办方：开幕前来个大游行

　　一位日本客商对我们说，能不能不读毛主席语录，我今天已经读过好几次了，刚刚才在轻工集团学习过一遍……

　　有个日本客商来晚了，没摊上东北大豆的配额，就在广州宾馆里哭，怕完不成采购任务，回去老板对他不客气。

　　连夜撤掉江青的照片

　　旁白：1976年10月，第40届广交会正在紧张的筹备中，打倒“四人帮”的消息传来了。

　　赵梅：那是开幕的头一天晚上（4月14日——编者注），我们在检查展会的布置情况，到了凌晨1点多，北京的经贸部打来电话，让我们迅速察看会场里有没有“四人帮”的照片，如果有，要迅速处理掉。我们找到一张江青骑马的照片，把它拿下来。整件事情弄得我们都很紧张。

　　邓仰尧：第二天，经贸部的领导、军代表带着参加当届广交会的十几个交易团的工作人员和广交会的职工，差不多两千多人，顺着东方宾馆、越秀山、环市路，绕着广交会转了一圈。队伍喊着“打倒四人帮”的口号。游行大概举行了一个多小时，我们回到展馆，举行了简单的开幕仪式，第40届广交会就这么开幕了。 

　　“典型单位”三种语言讲解

　　邓仰尧：1976年的广交会，和现在大不一样。当时每个商品系统都有一个全国总公司，比如卖粮油食品的就是粮油食品总公司，下面省市设分公司和支公司。这些公司归经贸部管。交易会中，一个总公司就是一个交易团。当时交易会有纺织、机械、设备、土产、粮油、工艺、五矿等等类别，后来逐渐增加了医保（即医药保健品——编者注）。

　　在每个交易馆里，都突出一个中心台，展出一些主要出口的商品。周围是许多小的谈判间。谈判间里有样品、业务员和翻译，门口写着这个房间主要出售的商品，采购商要进去得先预约谈判时间。交易团不收展位费，每年总公司上交一定额度的款项给经贸部，再由经贸部拨一部分钱给广交会。

　　“文革”期间，广交会又被看成一个对外宣传的窗口，因此整个展馆里有几十个“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典型。

　　赵梅：讲解员还要到“典型单位”去了解情况。我就曾带着服务员去大庆参观过水利工程。

　　邓仰尧：这些“典型”都是由各个有关部委报上来的。讲解员用普通话、日语和英语3种语言讲解。

　　赵梅：来看的外商不少，很多国外的这团那团都过来参观。

　　买不到大豆外商痛哭

　　邓仰尧：当时外商和中国做生意，主要还是通过广交会。我们把请帖发到各个大使馆的商参处。没有建交的国家，我们就发到客户的公司。很多国家没有和中国建交，但只要交易会发了请帖，客商都可以来，这叫民间贸易。

　　孟丽茹：那时是按照样品来谈判，双方约定交货时间。虽然货源不十分充裕，但是各个交易团都尽量多卖产品挣外汇。

　　邓仰尧：有些农产品是有限额的。日本商人每届都要买黑龙江大豆。大豆出豆腐比例高，日本人又爱吃豆腐。但是农产品是有季节性的，每年收完大豆，秋交会可以卖一部分，但是到了第二年春天，你再想买大豆，货源就不多了。所以来参加春交会的日本商社，有时就摊不上配额。比如我们一共运来100吨，我要摊给好几个老客户。当时有个客户来晚了，没摊上，就在广州宾馆里哭，怕完不成采购任务，回去老板对他不客气。我们只好做他的工作，要他下年来早一点。

　　邓仰尧：那时候纺织服装、工艺、五矿等都比较受欢迎，机械就谈不上，能卖出一台就很高兴了！现在翻了个个儿——广交会成交额最大的就是机械、电器。

　　不同地区来宾区别对待

　　朱厚雄（男，81岁，1976年任第三接待组组长）：当时接待来宾有三个办公室，第一接待办公室专门接待西方人；第二接待办公室接待日本人，第三接待办公室接待港澳华侨。当时整个广交会机关有200多人，完全是后勤部门，不直接和来宾打交道。

　　赵梅：管接待的是最吃香的了。每天晚上都请文艺团体来，在友谊剧院、中山纪念堂演样板戏、花鼓戏、放电影等。这些演出由经贸部掏钱，各个接待办公室免费给来宾发票。管票的人可红了。

　　参展商：外商请求不念“语录”

　　能顺利举办多亏周总理温扬宋：1976年秋交会开幕前那个晚上，我们和往年一样正在政治学习，突然听到“四人帮”倒台的消息，并通知第二天要参加开幕前的游行。开幕前，我们绕着展馆游行了半个多小时，气氛很热烈。参加游行的主要是工作人员，很多外商也加入游行队伍。

　　秋交会开始后，会场和往届比没太大不同。说起来也很难得，“文革”动乱十年，到处都乱哄哄，但广交会却一直没有受到太大冲击，这多亏了周总理。

　　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1968年4月14日，春交会开始前一天凌晨，我在熟睡中被别人叫醒，“快起来，周总理来广州做报告啦。”我们匆匆赶到中山纪念堂时，发现所有工作人员、参展人员，还有红卫兵代表已经集中到这里听报告，气氛严肃、紧张。那时广州的“文化大革命”搞得热火朝天，广交会能否如期开幕我们心里都没底。周总理亲自做解释工作，他告诉大家，广交会是中央的，不是哪一派的，大家一定要团结。他说广交会要和往届一样，保证准时开幕。

　　外商请求不读毛主席语录

　　那时广交会把政治宣传摆在第一位。不学毛主席语录，生意也没法谈。每次采购谈判前，我们和外商客户都要先念一段毛主席语录。有一次一位日本客商用商量的口吻对我们说，能不能不要读毛主席语录，我今天已经读过好几次了，刚刚才在轻工集团学习过一遍……他满脸委屈的样子，把我们都逗笑了。

　　广交会的“保卫”工作很严格，外商只能在广州市区内活动，要离开广州必须到公安部门办理通行证。有时候我们会陪同客人出行，提防他们拍摄有损中国形象的照片。

　　白天参展晚上学习

　　辛苦？当然辛苦！广交会期间我们纺织品交易团集中住在广东省人民政府招待所，就是现在广东大厦那个地方。开幕前半月就必须住进去，每天封闭式学习毛主席最新指示、外事报告等，一直到开幕后，我们白天参会，晚上还要继续政治学习。

　　乐趣也不少。那段时间伙食特别好！哈。你想想，广交会时全国的猪肉、粮食、副食品都会调配到广州，开幕闭幕聚餐的时候，有酒喝，有肉吃，很多北方来的参展商和工作人员都像过节一样，因为他们很久都没有吃过肉了。

　　采购商：赛跑般冲进去采购

　　我请他把红袖章和红宝书卖给我，他大方地送给我了。晚上，几个穿着绿军装的人找到我，说红宝书可以留下，红袖章必须收回。

　　房间没锁床挂蚊帐

　　可可扎：1976年的时候，我从瑞典来广州参加广交会，要先坐飞机到香港，再坐火车到广州。入境的手续并不难办，只要广交会发了请帖，就可以了，但是要想到广州之外的其他城市，就要额外办手续，那就很麻烦了。

　　外国人只能去指定的宾馆和酒家。我住的是东方宾馆。房间没有锁，不能关门。睡觉还要用蚊帐。洗澡很不方便。也没有那么多的服务员来提供服务。

　　一到晚上，整个城市一片黑暗，外商们都没有地方去。吃的东西不习惯，我看到一些美国人到了吃饭时间就带着一个箱子到指定接待外国人的餐馆，打开箱子，吃他们从美国带来的面包。

　　去晚了“抢”不到配额

　　当时广交会的货品不多，我只能买些笔刨、手电筒、塑料玩具、时钟等等，每次交易数千美元。这些产品都谈不上什么设计，质量也不太好，如果不是价格上的优势，外商都不会来这里购物。

　　每天上午8点，当“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说着唱起来）的歌声响起，外商们才可以进场。那时候很多公司出售的商品都有配额，如果去晚了，就拿不到配额，所以大家都像赛跑一样冲进去采购。中午12点，这个音乐又响起来了，我们就要离开会场，等到下午2点半至5点半的时段再进去。虽然每届都开一个月，我待上10来天就走了，因为逛到最后东西都卖完了。

　　红宝书可留红袖章收回

　　“文革”时广交会大门口挂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照片，到处都是红卫兵。当时人们对外国人都不太友善，没人愿和我们说话，看我们的眼光也像看怪物。我们不能自己请翻译，谈生意时必须用展出单位请的翻译。

　　有一次，我在街上遇到一个红卫兵，我费了好大劲才让他明白，我希望他把红袖章和红宝书卖给我。他很大方，把这些东西送给我了。但是当天晚上，有几个穿着绿军装的人找到我住的宾馆，告诉我，红宝书我可以留下，但是红袖章必须收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