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贫困县形成制贩枪支黑三角

　　河南报业网讯 贫困与枪患之间并无必然的联系，却成为某些边远贫困县形成“造枪村”无法回避的重要原因。要根除制贩枪支这一黑色产业链条，必须在司法严打之外，从根本上寻求适宜当地县情的产业发展模式和扶贫路径。

　　地处贵州偏远山区的松桃苗族自治县，是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这里竟有10个乡镇的15个村涉及非法制贩枪支，其造枪时间长、规模大、品种全，已成为全国两大黑枪制贩基地之一。《瞭望新闻周刊》在走访中发现，与人们传统印象中的造枪贩毒人员获取高额利润后住别墅、开好车等迥异的是，松桃县制贩枪的村都是贫困村，有些甚至不通路、不通电，而制贩枪支者往往又是贫困村中的贫困户，为了生存而不惜铤而走险。

　　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初开始，贵州松桃县政府就一直加强缉枪严打工作，近年来还抽调了大批干部组成党建扶贫工作队深入“造枪村”，但未能治本。当地基层干部认为，要根除“枪患”必须针对这一特贫地区的情况，采取社会救助、产业扶贫、基础设施建设和资金支持等综合举措，从根本上解决当地的脱贫问题。

　　边穷地区形成制贩枪黑三角

　　据了解，由于是苗族聚居地，松桃县历史上就有造火药枪的传统。加之地处偏僻、资源匮乏、土地贫瘠，缺乏适宜的致富门路，从上个世纪80年代起，当地部分贫困村民便开始以造枪贩枪牟利。一支枪成本很低，约为100元，而卖出去却高达两三千元，甚至四五千元。现在当地的造枪技术不断精进，能仿造出精巧的64式、54式手枪，甚至连发八发子弹的枪，成为其他地方黑恶势力的重要购枪来源。

　　随着1993年以后打击力度的加大，黑枪的市场价格不断上扬，平均上涨了500元左右，几经倒手后甚至能达到上万元。一些犯罪分子为了高额利润不惜顶风作案，非法制贩枪支现象不但没有根除，还出现网络化、隐秘化和组织化的新态势。

　　由于地处湖南、重庆、贵州三省市交界，为谋求暴利、逃避打击，制贩枪支不法分子不断在临近地区寻找新的造枪窝点，与公安机关展开“游击战”，哪边打击力度大就躲到另一边，形成了制贩枪支“黑三角”。不法分子的行动也越来越诡秘，开始出现“订单式”制贩，即平时按兵不动，一旦有人联系购枪就到秘密的山洞、地窖里连夜赶造，并在短时间内售出，加大了公安机关侦察和打击的难度。

　　网络化是目前该地制贩枪支出现的新情况。公安机关从破获的案件分析，非法制贩枪支分工愈来愈细，其上下线比较固定，基本形成单线联系的形式，作案成员造、收、运分工明确具体，专业化趋势逐渐凸显。

　　为了逃避打击，制贩枪支不法人员逐渐形成反侦控的组织化形式。根据侦查破案发现，除极少数基层村干部、在校学生、国家干部和个体商人外，多数涉枪犯罪人员仍是农民。

　　黑色经济伴生于深度贫困

　　松桃县太平乡是6个非法制贩枪支最突出的乡镇之一，记者在难以错车、泥泞不堪的简易公路上颠簸了一个多小时，才到达乡里最早形成的一个“造枪村”。一路走来，路旁的悬崖不时在滚落巨大的石块。

　　村支书吴邦正介绍，该村自然条件极差，1439人仅有500亩田和200多亩地，人均不到半亩。村里95%的房子为木房，大多数为五六十年前盖的老房子，有的甚至上百年。吴邦正说：“去年村里人均收入只有400多元，有的村民连粮食都不够吃。有的村民生病拖了几十年也没敢到大医院就诊，只能找些止疼药吃着。”

　　近年来，村里有6个人因为制贩枪支被判刑。而据介绍，这6户人家都是村里最穷的。因制枪被判刑十几年的村民罗强(此为化名)一家三兄弟十五六口人全挤在一个十平米左右的破房子里，屋内只能人挨人地睡，床位不够，还在本来堆柴草的木阁顶上放了三张床。罗强一家分的田和林都比较少，平时烧柴都是靠到邻居家的林里去砍。他制贩枪支一年也就能赚五六千元，主要用于买粮食维持全家生活。2001年，罗强被抓捕判刑，最小的孩子生病后因无钱医治而死亡。随后，老婆离家出走，丢下两个孩子没人管，只能靠亲朋好友救济勉强度日。同年被抓捕的罪犯罗刚(此为化名)的情况也类似，全家6口人只能和他兄弟家其他人住一间房子，被抓后4个孩子都靠70多岁的爷爷照顾。

　　吴邦永被认为是这个村里的富户。他说：“因为养了四头猪，两个孩子也在外打工，我们家算是村里最富的，但现在住的6间房子也都是30多年前盖的。”

　　《瞭望新闻周刊》调研的另一个“造枪村”的基本情况是，人均土地只有0.8亩地，人均年产粮食只有400多斤，年纯收入不到700元，不通公路，信息闭塞，从乡镇到村里走路要四个多小时。

　　松桃县扶贫办介绍，当地也没有其他资源，风调雨顺就有粮食吃，天旱涝灾就没有吃的。有的村民家里穷得连凳子都没有，去了都没坐的，很多人连普通话都不会说。村里大部分的房子都是用竹蔑和着牛粪、泥巴盖的。

　　其他“造枪村”情况也大体相似。枪患比较突出的2001年，该县贫困人口7.22万，低收入人口13.27万，占总人口比重很大。15个涉及制贩枪支的村都是贫困村，生产生活条件十分恶劣。“一方水土养不活一方人”，某种程度上成为这一带村民铤而走险不可忽视的一个原因。

　　缉枪与扶贫必须结合

　　一些公安干警告诉记者：我们常常是边抓嫌犯边流泪，他们犯法必须要抓，但看到他们家徒四壁的贫困，又真的让人心酸。

　　不久前因涉嫌贩枪被逮捕的龙久(此为化名)满脸愁容地向记者列举了家里的几大难：一是吃粮难，家里6口人只有2亩多地，一年只能打两三千斤粮食，不够吃就向别家借。村里最穷的人一年只能吃三个月白面；二是上学难，32岁的龙久有4个小孩，最大11岁，最小1岁，两个上学的孩子每年学费要一千元，经常为凑学费四处借钱，现在还欠信用社一万多元；三是发展副业难，只有小学三年级文化的他出去打工没人要，在家养猪不懂饲养技术，喂猪每次喂到七八十斤就死了。

　　49岁的徐发(此为化名)因贩枪被关押在看守所里已经半年。他全家4口人共一亩三分田，每年只能打1500斤谷子，根本不够吃，老婆和15岁的大孩子到广东打工，但由于没有技术，低廉的工资除去开销后每年也落不下多少余钱。徐发红着眼眶告诉记者：“被抓后家里无人照看，13岁的孩子可能因为没钱而辍学。”

　　贵州省一位长期研究贫困问题的专家认为，松桃制贩枪支久打不绝的深刻原因，就是在松桃这样交通不便、信息闭塞、农民文化程度低、自然条件恶劣的极困地区，无论产业扶贫还是外出打工等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脱贫方式都难以发挥作用，这些贫困农民难以在上述扶贫方式之中找到其产业位置。

　　从1993年，贵州省、铜仁地区以及松桃县各级公安机关就开始广泛布网，严打“黑枪”。并把相关乡镇主要领导列为第一责任人。据统计，仅2004年1月至2005年11月，全区共侦破涉枪案件85起，抓获犯罪嫌疑人230人，端掉造枪窝点15个，缴获各类枪支210余支、收缴枪支零部件3217件、造枪工具4866件(台)。

　　总结十余年来大力治理枪患但难以根绝的种种经验和教训，铜仁地委和松桃县委深刻认识到应该把带领当地群众脱贫致富与缉枪工作结合起来，制订了“缉枪”与“扶贫”双管齐下的工作方针。

　　铜仁地委从2002年开始，连续三年选调干部在松桃枪患严重的11个村派出党建扶贫工作队，每个村少则投入了二三十万元，多的投入了50多万元，改善基础设施条件，修路、引水、搞培训，发展种养，目前这11个村通了简易的公路，基础设施有了一定的改善。

　　当地一位参加了党建扶贫工作队的同志介绍说，松桃县打击非法制贩枪支的时间不可谓不长，打击力度不可谓不大，效果不可谓不大，但至今没有根绝的重要原因是松桃县情的特殊性，表现为一是恶劣自然条件下的贫困，在偏僻落后、地瘠民贫的地方，农民致富愿望迫切，致富无门，加上社会管理缺位，一些人走上制贩枪支的犯罪道路。二是贫困造成的愚昧，在制贩枪支的高额利润诱惑面前有着较强的冒险心理和侥幸心理。

　　松桃县扶贫办副主任杨再桥认为，贫困是当地制贩黑枪屡禁不绝的最主要原因，对于当地扶贫工作面临的种种困难和矛盾，他显得忧心忡忡。他介绍说，困难主要表现在下述方面：

　　首先是投入不足。扶贫经费投入和扶贫工作实际需要相差比较大。1994年到2000年，贵州省对48个贫困县投入九十多亿元的扶贫，但松桃县只得到1亿多元。2001年松桃县作了一

　　个扶贫十年规划，总共需要4亿元，但是由于投入不足导致许多贫困村落的扶贫工作难以正常开展。例如根据扶贫部门的调研，瓦溪乡岩桑坝村公路建设需要四五十万元，原本计划修十多公里。结果只得了几万元的资金。当地山路难行，农产品往往难以运出来，如果资金不足，基础设施难以改善，扶贫规划就无法实现。

　　其次是农村金融机构扶贫贷款支持力量小，难以满足需求。松桃县“八七”扶贫攻坚期间，当地农行共发放扶贫贷款1.8亿元，但是有1亿多元难以收回，以至农行不愿多发放扶贫贷款，去年仅发放扶贫贷款30多万。

　　还有就是当地的自然条件恶劣，由于旱灾、火灾、涝灾等返贫现象十分突出。

　　铜仁地区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干部告诉记者，松桃枪患也充分暴露出当地的基层组织工作存在脆弱性，难以发挥带富百姓的领头雁作用。从2002年到2003年党建扶贫队所帮扶的10个村来看，其中有6个村枪患出现反弹，其原因在于不少村干部认为报酬低、工作累、条件差，工作积极性受到很大影响。

　　村干部反映，扶贫工作队解决了很多实际问题，但对特困人口常年性的扶持太少了，例如每个季度的救济粮很有限，一般是每户三四十斤粮食，而且只能发放给最贫困的几户人，与大家的救济需求相比仅仅是杯水车薪。

　　采访手记：莫让贫困滑向罪恶

　　深夜，凛凛山风不时掠过宾馆。每一次门窗的响动都会让我们悚然惊醒。毕竟，几天下来的采访会引起松桃县枪贩们的注意，偷袭随时可能发生。虽然隔壁房间就住着公安人员，可担心仍如影随形。人，大概只有在如此接近罪恶时，才能感到扑面而来的重压。

　　白天，行走在黛绿色的大山中，探访制贩枪支的村庄时，其贫困又让人心痛：制贩枪支者有的甚至全家15人挤在十几平米的破房中，有的为了200元钱铤而走险。此时想起繁华的都市，仿佛两个时代。

　　松桃枪患已持续了十几年，涉及10个乡镇的15个村，成为影响当地及至相当省份社会稳定的破坏力量。其中绝不仅仅是“贫困会产生罪恶”那样简单浮浅的逻辑，那么该如何解读罪恶与贫困各种千丝万缕的复杂关系？

　　法国著名社会学者图海纳(Touraine)认为，近年来社会结构最重要的变化是“从金字塔式的等级结构变为一场马拉松赛”，他的意思是说，在金字塔式的等级结构中，人们地位高低不同，而同时又都在同一个结构中；而今天这样的一种结构正在消失，而变成一场马拉松赛，每跑一段，都会有人掉队，即被甩到社会结构之外。

　　图海纳所说的这种现象，实际也正在今天的中国发生。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孙立平用“断裂”来描述这一社会状况，也即日前中国整体的经济增长成果与这部分贫困人口之间出现了断裂，这也是松桃制贩枪支久打不绝的根本原因。

　　这种“断裂”表现为，在土地、水等生存环境极为恶劣的松桃山区，扶贫难度越来越大，减贫速度越来越慢，返贫人群不时增加。让人忧虑的是，产业扶贫还是外出打工等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脱贫方式，放到交通不便、自然条件恶劣的极贫困地区却难以发挥作用，原因在于当地农民文化程度低，许多是小学毕业，而信息闭塞，交通不便等多种因素，使贫困的农民难以在上述扶贫方式之中找到自己的产业位置，而同时被摈弃于基本社会保障制度之外，这致使他们摆脱贫困最直接的方式就是选择铤而走险。

　　“造枪村”“贩毒村”“卖血村”，这些被黑色产业笼罩的村庄，成为现阶段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巨大落差的一个个标记。《瞭望新闻周刊》此前在陕西采访时发现，该省经济发展最强的前5个县，其中有4个是国家或省级扶贫工作重点县。资源开发如火如荼的神木县，一方面是GDP和财政收入的迅猛增长，另一面却是占全县人口1/3的贫困人口。

　　事实上，重视GDP和财政收入，忽视社会发展的现象，是当前许多地方的发展通病。在一些地方官员眼中，经济发展了就可以自然而然地解决就业、贫困等社会问题。而实际上，一列高速行进的经济列车如果不设立社会保障、社会救助、行之有效的扶贫体系等“站台”，许多人将永远无法搭乘这趟列车，其结果则是引发一系列黑色而沉重的社会问题。

　　这方面，“造枪村”“贩毒村”给我们的启示至为深刻。(《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刘健 秦亚洲 张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