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何平

　　“我儿子目前病情十分稳定，最近准备转到北京去治疗，非常感谢媒体和社会各界对我儿子的关心和支持。”

　　5月27日，黄学文在电话中高兴地说。

　　记者听到这个消息，为黄学文一年多来挽救患白血病儿子的努力取得明显成效而欣慰。但是，当了解到黄学文的筹款方式，并将眼光重新放到所有患大病的儿童身上时，人们的心情可能会变得更加沉重。难以仿效的成功个例

　　今年2月6日，农历正月初九，记者在长沙街头见到黄学文时，他正跪在街头为儿子募集医疗费。从大年三十起，他就长跪在这家商场附近。

　　黄学文今年36岁，上世纪90年代下岗后靠开出租车为生，日子还过得去。去年4月，在湖南大学子弟小学读五年级的独生子肖博韬被确诊为白血病，从此，他的全部精力就用在挽救儿子的生命上。

　　为了救儿子，他花光了所有积蓄，借遍了所有亲友，还准备卖掉房子和出让自己的一个肾脏。在没有找到买主前，从去年8月份起，他开始长跪街头向行人乞讨，为儿子募集保守治疗和换骨髓需要的数十万元资金。

　　在他的努力下，省、市、区政府的领导都给予了很多关照，新闻媒体和社会名流及爱心人士都也给了很多帮助。在花去的数十万元医疗费中，很多就是靠他们组织募捐筹集来的。

　　由于救治及时，他儿子病情逐渐稳定，而与他儿子同时被确诊为白血病的孩子，至少已有4个不在人世。

　　他儿子是幸运的。然而，黄学文这种靠长跪街头为孩子募集医疗费的做法，却很难为更多的人所仿效。

　　儿童是祖国的花朵和祖国的未来。当花朵患病、尤其是患大病时，有什么办法能够让他们得到救助而不至于家长倾家荡产或牺牲尊严，这应该是国家医疗保障制度的题内之旨。

　　一件关系职工切身利益、社会稳定和祖国未来的大事

　　某企业一位孩子患病的家长说：“如今不但大人害怕生病住院，而且更害怕孩子生病住院。大人生病住院，有医疗保险的还可以抵挡一阵子。孩子生病住院的话，因为没有任何保障，那只有抠老底子。”

　　从上个世纪70年代末开始，国家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在计划经济时期，职工子女患病后由其父母一方单位承担50%的医疗费，自己承担一半。

　　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在后来的医疗制度改革中，这项政策几乎丧失。在城市，有工作的大人其医疗保障制度尚且没有完善，何况小孩。大人生病不堪医疗费的重负，小孩生病、尤其是生大病，有时候就只有靠卖房甚至长跪乞讨了。

　　如今，绝大多数职工都是一个孩子。孩子患大病后的医疗费用，父母单位经济效益好点的可能得到一些补助，而绝大多数企事业单位没有这一项开支。计划生育政策的优越性只体现在职工可以在独生子女17周岁前每个月领到10元的奖励。

　　作为我国两项基本国策之一的计划生育政策，对抑制人口膨胀、促进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然而，由于职工独生子女患大病后目前国家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救助政策，再加上企业不景气，职工因独生子女患大病无钱救助导致早夭和导致贫困的家庭逐年增加，无形中增加了社会不安定因素。

　　因此，建立儿童大病救助机制，完善国家医疗保障制度，是一件关系到职工切身利益、社会稳定和祖国未来的大事。外省已经行动，我省不应落后

　　为了进一步了解儿童大病救助情况，记者在互联网主页上输入“儿童大病救助机制”几个字，得到21200个结果。从中可以看到，建立儿童大病救助机制已经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之一，很多省、市已经行动并取得了良好效果。

　　1996年，上海市的“中小学生和幼儿住院医疗保险”正式更名为“中小学生、婴幼儿住院医疗互助基金”，以赢利为目的的保险公司也退出了该基金。据报道，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对上海的基金会大加赞赏，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据统计，上海市的互助基金成立后，200万中小学生、婴幼儿参加了此项基金，基金成立后已为60万人次支付了4.49亿元，为每个家庭看大病减少了一半的费用。

　　在今年3月的全国“两会“上，山西省人大代表梁豫秦呼吁，少年儿童医疗救助和保障制度应尽早提上日程。与此同时，“山西省城镇中小学生、幼儿住院医疗互助金”制度也在建立之中，群体的受益人是3岁到18岁的城镇儿童和青少年，但超过18岁而依然在高中上学的学生也包括在内，而且不排除农村儿童。劳动保障部门也在考虑把少年儿童及学生等纳入医疗保险范畴。

　　据报道，北京、河南、海南、江苏等省、市，哈尔滨、成都等城市，也都相继建立了不同形式的儿童大病救助机构。

　　但据记者了解，我省在建立儿童大病救助制度方面，除了中小学每个学期开学时要学生参加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和一些民间自发成立的救助组织外，各级政府似乎还没有什么大的作为。

　　社会学家说，因病致贫、因病返贫问题的大量存在，不仅会使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而且还会影响社会的和谐发展。建立完善的社会救助制度，是社会进步的标志。人们期待我省也早日建立由政府主导的儿童大病救助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