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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7日,送别的鞭炮声炸响了寂静的三峡坝区。何外成和工友踏上了回乡的路。这一天距离他们第一次来到三峡坝区整整两年零三个月。
“因为来三峡工作,我在乡里都是名人了。”何外成来自云南一个偏僻的小山村,3年前家里才通了公路。第一次出远门,小何很不习惯,“每周都给家里打电话”。后来,工作忙了,渐渐适应了。不过,对像他这样上世纪80年代出生的年轻人来说,最难以忍受的还是这里的寂寞。“除了打打球,没有什么娱乐。”偶尔,几个年轻人会到后面村子里唱唱卡拉OK。后来,有人捡回一条小狗,十几个大小伙子围着一条小狗,都能乐上半天。
有不少人抱怨这两年没赚到什么钱,小何却很坦然。他说,付出的不同,得到的不同,心态把握住了,就快乐了。对他来说,三峡是毕业后人生的一个起点,在这里,他第一次赚钱养活自己,第一次体会到收获的快乐,第一次真正开始接触社会。
临行前,兴奋了几天的小伙子们突然觉得有点失落。“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机会再来三峡。”“也许我们会回来办个集体婚礼。”这个年龄,希望还是挺多的,比如2008年去北京看奥运会,比如“事业成功”。
林建宏和小何是同学,他觉得在三峡工作,压力太大了,不能出一点错。而他第一次独立操作就出了问题,“当时,心都跳到嗓子眼儿了。”后来查明问题不在小林,他顿时觉得解脱。为了保证质量,这里的惩罚制度非常严格,甚至不近人情。男孩子哪一个不是有血性的,小林觉得委屈,不久前提出了辞职,“没想到竟先等到了撤离三峡的消息”。
消息来的很突然,望着相识两个月的湖北女友,林建宏不知道是带走还是留下。两人商量着,他安顿好后,再回来接她。只是,下一站在哪儿,小林也说不清楚。
三个行李箱和一个背包,这就是十年留下的全部家当
听说又有一批工友要离开了,小肖再次找到领导,和别人不一样,他是要求留下来的。“新工地的条件通常都很差,三峡的环境对我的身体更好一些。”小肖是1998年来到三峡的。后来受了伤,2005年从一线退了下来。
5月30日,他刚刚送别了一个好友。他朋友走的时候,只有三个行李箱和一个背包,“这就是十年留下的全部家当”,小肖说,“干这一行的人,房子永远是租的,大件不敢置办,小件带不走,到了下一个工地,锅碗瓢盆,一切又得从头开始。”每换一个项目,生活就被打断一次,做这一行的人已经习惯了,做什么事都不能考虑太过长久。
32岁的小肖一直回避要个孩子,“我几乎都能想见他的未来,和我一样,从一个水电工人的儿子成长为另一个水电工人。”小肖正在参加公共关系的自学考试,只剩下三门课程了。“这个文凭不是为了争取更高待遇的垫脚石,而是弥补不曾上大学的遗憾,有一个向别人说得出口的称谓。”
小肖也曾努力跳出这个行业。喜欢广告的他利用业余时间认认真真地读完了广告装潢课程。后来,他又把媳妇送到武汉学美容,2003年他们的美容店开张了,生意一炮走红。小肖考虑过安定下来做个文秀店,可是现在腰不行了,很多事情又得重新打算。
小肖一直保持着爱看书的习惯。他说自己潜意识里不愿意和主流社会脱节,“工地是个相对隔绝的世界,城市里的很多事都与这里无关”。
三峡是小肖经历过的最好的工地,设施比较齐全,以往在买书上花费不小的他现在喜欢泡在三峡图书馆。不过小肖担心的是,下一个工地,有没有这么好的环境和条件。
能在三峡工作,当然很自豪
5月20日,185坝面最后一仓混凝土浇筑的那天,小蔡冷冷地站在搭满钢筋的仓号里,很少说话。“能在三峡工作,当然很自豪。”面对记者时,小蔡脸上总算有了些笑意,“在工地我必须严肃,工人叫你‘蔡工’,你总不能嬉皮笑脸的。”
被称为“蔡工”的蔡希寅刚刚20出头,在监理部工作,负责三峡大坝施工现场的质量监控。小蔡来三峡时只有19岁,第一天站在大坝下,“感觉它真的很高,还是挺激动的”。
经过一个多月的培训,小蔡上岗了。只是他稚嫩的面孔在做了几十年的老工人眼里,实在缺乏说服力。刚开始,工作很难展开,几乎没有人听他说话。“那时,我也的确没有经验,只会按照书本上的规范来做。”记得第一次独立验仓,他在仓号里仔仔细细看了四个小时,也没敢下笔签字。寡言少语的小蔡开始主动和工人们聊天,“多听他们的意见,把他们的经验和标书结合,就相当有用了。”
如今,小蔡知道工作是有方法的,管理也要讲究技巧。“在现场我说自己感到自豪,更多的是说给身边的工人听的。我要起一个带动作用,否则工人更没情绪工作了。”每天泡在施工现场,小蔡了解工人的不易,所以在面对理性与理解的抉择时,他常常感到为难。一年下来,小蔡开过三四张罚单,共8000元。他说,任何一个工程都马虎不得,何况是三峡。
能亲眼看着大坝到顶就很开心了
李勇所在的浇筑一队负责三峡大坝185坝面最后一仓的浇筑任务。5月20日下午,下最后一罐料时,李勇离开了仓号,“大家都希望能在电视直播上露个脸,可地方就那么大。能亲眼看着大坝到顶就很开心了,还有很多工友,辛苦了十年,都没让上来看最后这一刻”。
封顶时,李勇说自己挺平静的,“就像在医院等着孩子出生,没电视上演得那么邪,感觉水到渠成。”庆功仪式结束后,他回到坝面,想再静静地看看大坝。“还真有点舍不得,就像自己的孩子,怎么看也看不够”。
1998年9月,第一次踏进三峡坝区时,李勇还是个愣头儿青。干机械出身的他怎么也没想到坝上的活儿那么苦,干了没多久,就吵着要走,整整闹了三个月的情绪。“现在想想,咬一咬牙也就坚持下来了。”后来的八年,李勇做过模板工、钢筋工、混凝土工。混凝土工是公认的苦差,一开浇就不能停,高温41摄氏度也得干,倾盆大雨也得干,有时雨水把胶鞋灌满了,倒都倒不及,就拖着一鞋水干。
这八年委屈的事挺多,李勇不愿多说,他只盼着能早点完工。但他知道,这八年的记忆是无论如何也抹不去的。
5月21日,大坝全线建成的第二天,李勇趁着倒班,赶到宜昌看望妻儿。听说,这个月底自己所在的浇筑一队就要离开三峡,转战下一个工程。儿子刚满百日,不能带在身边,这一次李勇是来和妻儿告别的。“只有我安顿好了,才能把他们接过去。新工地都很苦。”
5月27日,传言中离别的日子,李勇依旧在大坝上忙碌着,他有些失望,不过他又说,“可以多陪陪勤燕和儿子了”。许多人来了,许多人走了。年轻人成为三峡工程建设的生力军。
2006年5月27日,何外成和工友们相约到江边拍照留念。
随着施工人员一批批离开,原本热闹的陈家冲卡拉OK一条街变得冷清起来,小饭馆也陆续关门。 2004年3月27日,何外成和工友们踏进三峡坝区,在五级船闸前留下了第一张合影。(资料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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