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淑荣今天像往常一样起得很早，开始准备出摊儿，但突然想起明天就是六一国际儿童节了，决定先给老家的儿子打个电话。

　　这个来自黑龙江省绥化市绥棱县的47岁农妇，因为向当地信访部门反映所在村的土地承包与村干部腐败问题而遭打击报复，两任丈夫都不堪重负与她离婚，最终流落北京。她的故事在2002年时曾被媒体广为报道，但4年过去了，她的生活没有发生任何转变，更让她痛心的是，原本聪明懂事的儿子马小飞，如今却滑向犯罪的边缘。

　　一个曾经充满理想，热爱学习的好孩子

　　黄淑荣一家现在居住的小窝棚是他们自2001年来北京后搬的第9个家。对于这种频繁的迁徙，从11岁起就跟随母亲流浪的马小飞和妹妹马小玉似乎已经习惯了。

　　“大人受点罪没啥，可怜的是孩子啊！”黄淑荣一边叹气一边卷着别人给的旱烟叶子，“刚来北京那阵，我们娘仨天天睡在火车站，到了半夜11点多钟没票就被赶出来，在天寒地冻的腊月天，两个孩子常常冻醒过来。”

　　由于她的身份证被扣在老家，连在哪落脚都成了问题。黄淑荣只好白天到街上卖点小礼品，晚上再捡点破烂，实在不行就等菜市场收摊后，带着孩子去捡点剩下的菜叶，拿回家洗上七八遍，炖炖还能吃。

　　贫寒的家境使两个孩子显得格外成熟，他们从来没有向妈妈伸手要过什么，唯一的愿望就是有书读。可这个愿望真把黄淑荣难住了，饭都吃不饱，哪有钱上学啊。

　　终于有一天，孩子们的愿望实现了。2002年3月5日，14岁的小飞在一位外国人的帮助下，入读北京规模最大的打工子弟学校——行知实验学校，这天被小飞称为“我第二次生存的开端”。小飞在一篇题为《我的幸福生活》的作文中写道：“虽然我现在4点多就要坐车赶去学校，晚上在油灯和烛光下写完作业已是10点多，并且是在黑黑矮矮的1米多高的小棚子里学习和休息，但我还是感到无比快乐幸福，因为我听到了花开和树枝发芽的声音，春天的温暖在紧握我的双手！我为能有这么多好心人帮我上学而感到自豪，是他们给了我第二次生存的勇气和自尊自爱的信念，从此我的苦恼全都消失了。”

　　小飞学习非常努力，他知道自己的读书机会来之不易，曾在行知学校支教的美国姑娘卢可欣评价小飞时说：“当别的孩子放弃学习时，他专心听讲；当别的孩子不敢发言时，他举手。”行知学校的创办人李素梅至今仍对马小飞印象深刻，“是个很聪明而且很有礼貌的孩子。”

　　一学期的学习结束时，小飞不仅赶上了课程进度，更被老师评价为“鼓励全班的榜样”，尤其在写作方面显露出很高的天分。他曾有一篇文章刊登在《中国改革·农村版》上，当时编辑给出的评论是：“当我接过他写得密密麻麻的作文本，即那种3毛钱就可以买到的薄纸本时，我惊诧于他稚嫩的心中竟承受着这样连成人都难以忍受的巨大痛苦。……让我们怀着爱，从字里行间来感受这个每天只有中午在学校里吃饱过肚子，却在校运动会上凭着坚强的意志跑出了5个第一的穷孩子的生活。”

　　小飞曾在日记中写道：“20年后的我想做一名记者，用我所能做到的一些事情让贫穷的人们离开苦难；如果这个愿望不能实现，那我想做一名法官，为穷人们伸张正义；如果这个愿望也不能实现，那我想成为一名律师……”

　　一次自尊心的打击，使他希望破灭

　　但是，这个“有着坚强意志”的穷孩子对前途和生活的希望很快就被掐灭了。

　　为了凑足下学期的学费，暑假第一天，小飞和妹妹就跟着妈妈到天安门广场卖冷饮，“那时候，家住得太远，我们娘仨白天在广场上卖水，晚上就在路边或地下通道里睡，4点多就得起来，一直干到晚上11点多，还得时时防着城管，知道孩子遭罪，但有啥办法，光靠我一人，挣不够孩子的学费啊。”黄淑荣点燃了第4支自己卷的土烟卷，不知道是烟呛的还是想起心酸的往事，她的眼睛湿了。

　　就这样提心吊胆地做着小买卖，但小飞和妹妹还是被城管抓住了。“他们把雪糕扔了一地，把我和哥哥抓了，对哥哥说了很多侮辱人的话，后来还要把我们遣送回老家，我俩当时就给他们跪下了，哭着求他们千万不要把我们送回老家，那样我们就没法读书了。后来我们被关了一天，没有饭吃，到了晚上才给放出来。”马小玉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仍然非常恐惧。

　　这件事对小飞打击很大，这以后无论黄淑荣怎么说，小飞坚决不再去天安门广场卖冷饮。“孩子当时就在广场上哭着跟我嚷，‘我就是去偷去抢，也不会再踏进这鬼地方半步，我再也不要看他们的脸色活下去了。’”

　　这个自尊心极强的孩子从此心灵蒙上了阴影。黄淑荣说，从那以后小飞起了很大变化。一天，起早贪黑的黄淑荣回到家中，发现院子里多了一辆自行车。“我问小飞车哪来的，他脸就红了，支支吾吾说不出来，最后承认是偷的。我当时感觉真是气疯了，操起一把菜刀，没命地剁车轮胎，整个刀刃都砍卷了。”

　　在外面拼命挣钱的黄淑荣不知道，小飞开始和社会上的闲散少年混到了一起，最开始是跟着大杂院里的一个同是农民工子弟的男孩偷铁，很快就迷上了打台球、上网吧，学会了抽烟、喝酒，跟着他们偷车。

　　发现儿子偷东西的黄淑荣极度震惊，对小飞狠狠地打骂，从此小飞开始了离家出走，每次找回来，又跑了。

　　孩子的内心究竟在想什么，没人知道，没有人给他指导。“我脾气本来就不好，再加上常常为生计犯愁，以至于在孩子身上一点耐心都没有。”黄淑荣坦言，“小飞后来变坏，我有很大责任。”

　　没有人倾听，小飞就和自己说，他在日记中写道：“当时我很清楚自己在干什么，……但我怕妈妈仍让我去天安门赚钱，我再也没有勇气面对那一道道恐怖而锋利的目光。”

　　谁能从犯罪的边缘挽救他

　　“像小飞这样的孩子是生存在夹缝里的一代人，他们受到的教育常常与父母的观念相冲突，一些现实生活中的不公平又给他们带来很大的阴影。”李素梅说起这些很无奈，“这个孩子学坏也不能全怪孩子自己，我感觉他的家庭里缺少一种平心静气交流的环境，单靠打骂哪能解决问题啊。”

　　行知实验学校龚村小学部刘校长对此深有感触：“城市的孩子是家庭、学校、社会三方共同管理，而农民工子女却只有学校一方。这些孩子的父母在城市打工，拼命挣钱，早上孩子起来父母已经走了，晚上孩子睡着了父母还没回来，见面都是个问题，哪还有时间和精力管教孩子？再说有些父母文化水平有限，与孩子坐在一起，如何交流也是个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像马小飞这样的孩子面对升学机会渺茫的求学之路、面对城市的生活方式和游戏规则，往往会陷入迷惘，于是他们中的很多人选择了逃避，而这种逃避是一种极其危险的信号，常常导致他们滑向犯罪的深渊。小飞曾在他的日记里写道：“我宁愿脱离一切关爱我的人，我怕，怕让他们失望，怕自己无法把握住，让他们流下心碎的泪水，所以我宁愿一落千丈，让关心同情我的人都死心放弃我。”

　　“小飞的例子绝不是个案，他所表现出来的问题在农民工子女中有一定的普遍性。”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青少年与社会问题研究室副研究员李春玲说，长期以来城乡二元体制所造成的弊病，使农民工和他们的子女无法真正融入城市生活，尤其在受教育上有很多歧视，这就使得这些孩子不能进行符合社会规范的正常的社会化。不能正常社会化，又没有充分的受教育机会，这些孩子就是边缘人，他们既不属于农村，也不属于城市，找工作困难，不知道自己的未来身份，这就很可能使他们走向反社会的方向，成为社会不稳定的隐患。

　　现在，无奈的黄淑荣不得不把小飞送回老家，让弟弟和弟媳帮着照看。小飞说，他要静静地想想自己未来的出路。

　　小飞是幸运的，他还没有完全变坏，因为他的家人、老师和一些热心人始终没有放弃过他，然而不是每一个农民工的孩子都这么幸运。小玉的学校曾经组织学生们去少管所，少管所的工作人员介绍说，这里的孩子90％是农民工子女。“当时我看着高高的围墙和铁丝网，我真怕我哥有一天也会进来，他现在真的在这个边缘上。”小玉的声音有些哽咽。

　　本报北京5月31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