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贫困生资助37名同学，兼三职，一天吃3元钱。刘默涵的故事在北大学生中广为流传———这位来自河北无极县农村贫困家庭的历史系三年级本科生，创立了用自己名字命名的助学基金，一年多来已帮助了37个贫困家庭的孩子上学。

　　赠人玫瑰，手有余香。但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们的舆论和分析家学会了用冷冰冰的所谓“理性逻辑”去解构那一枝枝略带悲情色彩的“民间玫瑰”，弱者对弱者的道德光芒被“救一个人还是救一群人”的考问消解，譬如对洪战辉或者刘默涵，我们习惯性地反问他们递出的一支支“玫瑰”的价码，而潦草地一笔带过“余香”的震撼和温暖：在我们大谈公力救济和制度设计的时候，把慈善和救助定位为“底线”上的享受———背后的逻辑是很清晰的，在政府种不了“玫瑰园”的时候，你还是把最后的玫瑰留给自己取暖吧。

　　“最后一枝玫瑰”的民间救助，虽被视为不文明、无序的救济方法，却在文明国家存在、为文明人及文明机构利用了几千年，且在文明日益发达的今天，许多国家越来越大力弘扬通过非司法非政府方式实现正义。民间救助的困境让有些人惶惑，当民间慈善游走在合法和非法的边缘，我们在“真假玫瑰”面前放大了一枚枚小小的刺，而正确的引导“缺席”更使得我们害怕“送了玫瑰伤了自己”。

　　刘默涵是可敬可爱的，一个贫苦的学生，以弱小的力量给37名同样贫困的学生送去了一支支“玫瑰”，这“余香”何只在她一个人手上呢。是的，假如我把最后一枝玫瑰赠送给了你，不求感激、也不是让你去愤恨该给你玫瑰的到底是谁。我们都把那句话颠倒一下次序好吗：我不能帮一群人，但我尚可以帮一个人。

　　(邓海建 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