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的精神之王琳专栏

　　四十多年前曾名列香港“四大华人探长”的韩森，在位时贪污了巨额财产，这位前总探长虽已在七年前病故，但香港廉政公署穷追贪污所得财产历时三十多年，终在5月29日宣布与韩森亲属达成协议，其亲属同意交出约值1.4亿港币的资产结案。

　　韩森案发上世纪70年代中叶，其时的香港，颇似今日内地，贪污腐败成风。百里渠爵士在提请成立廉政公署的报告中曾如是写道:贪污就像一辆快车，你可以登上去，那么你将变成富翁，你也可以在它的旁边走，知道它的存在但不告发它，那么你会相安无事；但你要是选择站在它面前，那么你肯定会被碾得粉身碎骨。

　　廉政公署成立后，凭借其独立地位和特别调查权迅速介入对警队贪污的调查，并以“葛柏案”等为突破口，成功阻止了贪污快车的疯狂行进。当然，打击贪污腐败从来不是一项一帆风顺的工作，1997年，由于廉署大范围调查涉嫌贪污的警务人员，引发警队的愤懑和惶恐，警廉矛盾日渐激化，甚至有数千警员以“反迫害”为名上街请愿。最后由港督以“特赦”令的形式平息。

　　韩森自然也在廉署重点查办的范围。据廉署调查资料显示，韩森服务警队31年，到退休时拥有资产逾415万，超过其总收入的20倍。1976年，廉署引用《防止贿赂条例》起诉韩森财富与官职收入不相称，追溯期始于1971年。已外逃的韩森在加拿大被捕，但在引渡聆讯中胜诉，并转到台湾定居，至1999年病逝。

　　在刑事司法制度上，嫌疑人一旦死亡，案件即告终结。根据“无罪推定”原则，未经法院依法独立审判并宣告，不得确定任何人有罪。韩森始终未能回港受审，他将法律意义上的“贪污嫌犯”身份一直带进了坟墓。也因此，在刑事法律上，廉署没有生效的司法裁判文书为依据来没收韩森的非法所得。这才有了香港律政司代表廉署，透过民事诉讼来向韩森的亲属追索“赃款”。

　　对于一个潜逃海外的重大犯罪嫌疑人，在廉署已经掌握了相当证据的情况下，也许我们会认为，直接没收其资产是最有效的打击手段——人虽逃到了国外，资产却多留在国内。从政治因素上考量，将这些外逃嫌犯留港的资产强制充公，对于“敲山震虎”的行动计划会有莫大促进。然而廉署并未选择如此方便的“操作”，而是锲而不舍地依法追赃，不肯越法律的雷池半步。从今日之结果回望此段艰辛的历程，这种对法治的尊重，何尝不是廉署成立30年来取得如此成功的重要保障。对照今日内地的反腐，又何尝不是一份最宝贵的经验。

　　从内地反腐败的实践来看，“追赃难”已成为检察机关最头痛的问题。商务部的一份调查表明，近几年来外逃官员数量大约为4000人，携走资金约500亿美元。尽管余振东回国受审，赖昌星遣返有望，给我们的追逃工作带来了几份喜色，但也应当承认，囿于政治制度尤其是司法制度的差异(如死刑犯不引渡)，我们对于大多数潜逃在外的贪贿嫌犯仍然欠缺制度化的追捕机制。至于追赃，就更是难上加难。贪官口中所谓“逃了我一个，幸福全家人”的说法，正是对现行司法体制下追赃困难的挑衅。

　　香港廉署通过30年不懈努力，不但执着追赃，而且还追回了赃款的大部分孳息。律政司选择以协议结案，虽然在追赃数额上有所让渡，也不失为务实之选。

　　香港廉政公署的反贪经验已成为全球的一个标本，“韩森案”中所表现出来的执着、务实和依循法度，对于我们作为反贪职能部门的检察机关，尤具启迪。如果我们决意要阻止贪污这辆快车的行进，就一定要执着于这项事业——就像我案头的这本介绍香港廉政公署的书——这是一项《停不了的使命》。

　　(作者系海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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