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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贫困生刘默涵兼三职,资助了37位同学的故事最近广为流传。所谓“赠人玫瑰,手有余香”,但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们的舆论和分析家学会了用冷冰冰的所谓“理性逻辑”去解构那一枝枝略带悲情色彩的“民间玫瑰”。弱者扶助弱者的道德光芒被“救一个人还是救一群人”的拷问所消解,他们劝行善者“在政府种不了‘玫瑰园’的时候,还是把最后的玫瑰留给自己取暖吧”…… “最后一枝玫瑰”的民间救助,虽被视为无序的救济方法,却在文明国家存在了几千年,而按照马列经典作家的论述,在人类发展最高阶段,国家和法律将消亡,问题解决将主要依靠私人交涉即合作型私力救济———我们为何对“私力救济”颠覆得如此不动声色?在政府走向强大的进程里,为什么不能张扬民间救济的星火力量呢?
因为我们对道德开始丧失了普遍性信仰,于是一切道德行为都似乎充满动机和目的的嫌疑,而传统道德层面的“利他”和“利己”在零售的所谓西方道德的幌子下也被偷换了顺序;因为我们患上了“制度性倚赖症”,社会秩序的调整和内心的安全感都幻想依赖“万能制度”来构建,泛滥的“制度归谬”让我们内心很轻松,没有道德负担也没有精神愧疚;还因为民间救助的困境让我们惶惑,当民间慈善游走在合法和非法的边缘,当假救助充斥视听,而政府得力引导的缺席更使得我们害怕“送了玫瑰伤了自己”。
刘默涵以弱小的力量给37个同样贫困的学生送去了一枝枝“最后的玫瑰”。那么,假如我把最后一枝玫瑰送给你,不求感激、也不是让你去愤恨该给你玫瑰的到底是谁———我不能帮一群人,但我尚可以帮一个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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