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我们在关注“新村”、“富村”的时候，在关注新房、宽路的时候，更要看到广大农村许多地方尚不富裕，甚至还相当贫困。制约这些乡村发展的深层次原因在哪里，如何去认识和解决，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新农村面临的重要课题。从今天开始，本报推出一组系列调查报道，试图从一个依然在矛盾和贫穷中挣扎前行的“空壳村”入手，探讨农村基层政权、民主法制和人才队伍建设等诸多问题，为读者和有关部门提供一个可供剖析的“细胞”标本。

　　村“两委”（党支部、村民委员会）不和，这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库尔勒市恰尔巴格乡直属农场已不是秘密。这个市郊村建制的农场，被人称作“空壳村”。

　　“‘空壳村’是我们村里人自己起的，因为现在村集体收入每年不到两万元”，大多数村民和村“两委”的干部认为，这是村“两委”长期不和付出的代价。

　　村长（村委会主任）何振清说，村“两委”不和，从他当选村长就开始了。曾担任过村党支部书记的邵有乾也说，村“两委”矛盾的升级是从村民“海选”后开始的。

　　1999年，农场进行民主选举，全村100多人参加投票，何振清以93票高票当选直属农场第一任民选村长。而此前，村长一职都是由乡里委派，而且一般是由村党支部书记“一肩挑”。

　　从1999年起，村党支部书记走马灯似地换了5任，但村“两委”的矛盾并没有得到根本性解决。按村“两委”班子成员的话说就是：“两委”越顶牛，村里越“空壳”。

　　两股绳拧不到一起

　　“空壳村”有116户，400多人口，530亩耕地，人均耕地只有6分多。一名年长的村民说，该村在上世纪70年代建成，村民多是由从甘肃、河南、山东等地来新疆务工的人组成。

　　“只要是我提出的方案，到了党支部，就是通不过，你说我怎么干？”一提起村党支部的部分党员，何振清就一肚子的不满。他说，自己有很多发展村经济的想法，但一到党支部那里就被否决了，自己有浑身的劲儿却使不上，干着急。

　　“连排个值班表都通不过，其他的事就可想而知了。”何振清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据他介绍：前些年修防渗渠，村里没钱，共建单位规划局给了价值4万多元的渠板，村里只出工。为此，何振清以一米8元的工费包给了村里的代振勇。渠修成了，何振清暗自欢喜，花这么少的钱，给村里干了这么大一桩事，也算是自己当村长的一大功绩。然而，让何振清气愤的是，村支部成员沿着渠走了一遭后，说这也不行、那也不好。

　　“到现在，修渠的钱还欠着代振勇！”为了证实自己的话，何振清特意找来代振勇。代振勇证实，修渠的钱去年春节才结了一部分，村支部有些成员一直以质量问题为由，久拖不付剩余的钱。

　　但同是这条渠，在村党支部的另外一些成员那里，却是另一种说法。

　　曾担任过4年村党支部书记的邵有乾说，2005年村“两委”经过讨论，决定修防渗渠。之后，“两委”商量，按规划局的规划要求施工，当时何振清回老家探亲，不在村里。

　　“明渠都挖好了，老何回来一看说不行，要重新另外起沟，挖好的沟用推土机给填了。”邵有乾说，搞不清何村长是怎么想的。

　　防渗渠是为了防渗，按规划要求，两边渠帮最少也得50公分，可修的渠很多地方两边没有土压，渠成了空中桥。一旦放水，水就会撑出去。邵有乾说，为此事，他与何村长争吵过。

　　在村党支部大部分成员眼里，何村长有事不愿和党支部商量，自作主张，私下将工程包给代振勇，其中定有“猫儿腻”。

　　“何振清根本不把村党支部放在眼里，很霸道，而且办事不公，滥用权力，为自己拉拢人，为他的人办事。”有的村支部成员如此表达对村长何振清的不满。

　　但在何振清和村委会成员看来，多数党员素质不高，不能起到党员先锋模范带头作用。

　　“两委”闹不和，苦了村集体

　　“去年，村集体收入只有1．8万元，还不如一个家庭的年收入多，这点钱能干什么？连村里正常办公开支都不够。”去年8月才上任村支部书记的周启荣感到压力不小。

　　“周书记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啊！”一名村民这样告诉记者。

　　原来，周启荣在何振清当选村长的那一年，曾被乡里任命为村党支部书记。当时，30出头的周启荣立志要改变村里的面貌，带领村民大干一番，但是村里的事远比她想的要复杂得多。

　　“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宗族、乡帮、地域等观念在我们这里表现都很突出，想一碗水端平，最好的办法就是什么都别干。”周启荣说。

　　不到半年，村里的一些党员感概：周的屁股“坐歪了”，成了村长的“陪衬”。

　　“党支部应该起核心作用，什么事党支部都没有自己的声音，都是村委会说了算，这怎么行？”一些党员开始向乡里反映周的软弱。在没有得到满意答复的情况下，部分党员采取了联名退党的极端行为。

　　“党员失去了监督作用，说什么都不算数，那要我们党员干什么？”当年要求退党的一名党员说，“其实我们不是真想退党，只是想用这种方式对上级党组织施加压力，让他们重视基层党组织的建设。”

　　村里的党员要求通过选举的方式，推选村党支部书记，而不再是由乡上委派。

　　9名村党支部成员在乡党委的组织监督下，进行了建村以来头一遭全体党员投票选举。邵有乾以6票当选村党支部书记。

　　对部分党员的这些做法，也有党员和村民看不过去。

　　68岁的代学法是一名老党员，他没有参与退党的事。代学法说：一些党员在村选举后，失去了权力，心里不平衡。村长其实是有干事的热情和想法的。

　　党员干部和村民都在想原因

　　职责不清，分工不明，这是村“两委”不和的重要根源之一。部分村“两委”成员和一些干部村民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都在反思和自省。

　　村委会因为是村民直接选举产生，往往只强调村民自治，把村委会凌驾于村党支部之上；村党支部则片面强调党的领导的重要性，而把党的领导核心地位简单地理解为“党领导一切、包办一切”，因而出现了党支部书记越俎代庖，变领导权为管理权，包办村务，不尊重法律规定的村民民主权利，代替村委会行使自治权。

　　现任村支书周启荣说，两者本来在目标上是统一的、不矛盾的，但在实际工作中，却走了形，变得复杂起来。

　　“党员和村党支部前些年在村里的地位是很低的，连开会的地方都没有。村委会会议室的钥匙我们拿不上一把，都攥在老何手里。”一名党员说，何村长根本不把党员和村党支部放在眼里。

　　“我们怎么和老何争？总不能拿斧子把门撬开吧？”邵有乾一脸苦笑。

　　村民丛芳说：在她看来，村里的事不能什么都要开会商量，民主得有集中，光民主什么事也干不成。村里搞农网改造，村支书都不交钱；搞合作医疗，党员都不带头，这让群众怎么想？

　　何振清就想不通。有的地方受灾，村里动员捐款，很多村民都踊跃捐钱，可一些党员却不捐。“这样的党员怎么能让人看得起，模范带头作用体现在哪里？”他说。

　　何振清领导的村委会年初搞了个2006年工作计划，交给村党支部，不料被搁在一边。村党支部另起炉灶，研究了一个规划交到乡里，结果被乡上退了回来。

　　“村里制定的发展规划我村长都不知道，你说我这村长该管什么？”何振清称村党支部这种做法是“驴唇不对马嘴”。

　　就连新上任一年的村党支部书记周启荣也满是困惑：“有些事情，就连我们自己也搞不清楚该由村支部管，还是归村委会管。在实际工作中，职责不清、分工不明的事情很多，操作起来是一件让人头疼的事。”她说，上任一年来，协调关系让她费了太多的心思和精力。她认为，目前实行的村“两委”体制，在设计上存在很多不完善的地方，这也是造成村“两委”不和的原因所在。

　　在周启荣看来，村“两委”不和的根源还是经济没有发展，太落后。

　　可是，一些村民却不这样看。他们认为，村子离库尔勒市只有3公里，这个优势是让很多村子眼红的。有人说，“老是怨地少没钱，靠等能等得来？那要党员干部干什么？不就是要让他们带领村民一步步地走上致富路吗？”

　　目前，全村人均年收入3000多元，而且每年增收300元以上。村民是比以前富了，但村民们说，自己富了不算真富，只有集体富了，才算真富。

　　有一点是全村人都认同的，也是村“两委”引以为豪的。那就是：村里的治安比以前好多了，打架斗殴基本绝迹。但村民们认为，在这种表面和谐的背后，却是勾心斗角、拉帮结派，干群心思没放在发展生产和致富上。

　　周启荣感叹：现在村里很多人还是纠缠以前的恩恩怨怨，这没有什么意义，大家应该抛弃前嫌，往前看。她说：“如果大家的劲儿都往一处使，很多事情其实很好干。”

　　本报库尔勒6月1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