辍学来沪
“小胖子”姓陈,来自甘肃,按照与他的约定,我们不公开他的名字。 3年后的今天,“小胖子”依然记得当初从老家到上海的情形,他用“悲壮”二字来形容。
我2003年离家出走到上海时才15岁,但我是深思熟虑后才作出这个决定的。老家在甘肃农村,穷得叮当响,我有一个哥哥一个姐姐,父母每年在家种田丰收的话也挣不到两千元,甘肃那边又是出名的干旱,要是遇上一个灾年,那就得指望救助了。
因此,从我上小学时起,父母就常年在外地建筑工地打工,一年到头只能见到他们一次。2003年,哥哥考上了大学,他是学钢琴的,一年费用起码一万五千元,爸妈打工一年也供不起他的学费。
姐姐本来也考上了一所北京的大学,但是家里实在太穷,最后放弃了,但姐姐不愿意这样一辈子守着那片黄土,于是一边打工一边复习。
家里就剩下我一个人了。我的成绩其实很好,从小学到初中一直是班长,但这么多年,我一直一个人守在家里,冷冷清清,有个心思也找不到人说,越来越抗拒这个家,害怕那种孤独的感觉。
这一年腊月,我渐渐萌生念头到上海打工。我想用我的力量支持哥哥姐姐念完书,因为我的成绩虽好,但是没有他们好,我担心万一我考上大学,将来毕业找不到工作,那这几万元学费就等于扔水里了。
我觉得哥哥姐姐靠我的支持念书,以后工作了会帮我一把的。从萌生念头到最后离家出走大概有两三个月的时间,没人发现。
那一阵上课的时候,老师不管问我什么问题我都不回答,哪怕问我一加一等于几我都说不知道,我的反常引起了老师和同学的不解,但我每次微笑着回答:“没事!”
春节越来越近,寒假快放了,爸妈和哥哥姐姐马上也快回家了,我要赶紧行动。这一天,我到学校后,老师问的所有问题,我都抢着一个人回答了,老师觉得奇怪,你今天怎么了?我说,没什么,老师。其实我自己心里明白,这也许就是我这一辈子最后一次念书了。
下课后,我就回家了,家里根本没什么可以收拾的,我给父母写了一封信,足足三页纸。我告诉他们我辍学的理由,并告诉他们我到上海来打工,要他们不要找我,就算找到我,我也还是会跑回上海的。
我把信压在床头柜上,拿了几件衣服,花5块钱买了十几个馒头就锁门出发了。我一直没有哭,我把家里的牛托给了邻居,撒谎说要去学校住,然后头也不回地出发了。
和我一起偷偷走的还有村里的另一个伙伴小华,他倒不是因为家庭困难,而是因为不想念书了,想早点出来赚钱,在我们那里,小孩子到了十四五岁后就到城市打工的人不少。
这是我第一次出远门,随身只带了五六十元钱。我买了一张到甘肃省内天水的火车票,然后一直坐到上海,中途几次被人发现逃票,被列车员从前一个门赶下来,我就从后一个门钻上车。
我们俩就这样一路和检票员捉迷藏,因为没有票,担心被抓,到上海后,我们从火车站后面的围墙上爬了出来。
这是“小胖子”第一次到城市,看到满街的高楼大厦,他傻眼了,“天啊,我不是到了天堂吧。”
“小胖子”至今还记得初到上海时的阴冷。因为没有出远门的经验,腊月的季节,他只穿着一身校服,连普通话都不会说,两个孩子在火车站一带不知所措。
他们去应聘饭店的服务员,但人家都以“不能雇用童工”为由拒绝。夜晚,两个孩子就睡在地铁出口、商场屋檐下,没有被子,就找马粪纸、塑料袋把自己裹起来。
两天后,所有的馒头吃光,盘缠也用光了,可工作还没找到,两个孩子慌了。就在“小胖子”躺在火车站天桥上望着下面的车流发呆时,一个30岁左右的男人在他面前蹲下。
“一看你这身打扮就是从乡下来的,没饭吃?跟我发卡怎么样?包吃包住,每个月给你500元。”
500元!在老家,一个成年工在工厂打工一个月也不过300元,“小胖子”兴奋地连连点头。
就这样,他走上了“卡娃”的道路。
混进“江湖”
“小胖子”一开始并不知道发卡是怎样的一个工作,他连飞机都没有见过,更别说对飞机票打折有什么概念了,因此,他惴惴不安地问那个男人,“这么高的工资,我不懂怎么办?”
男人笑了:“傻子都能发卡!只要看到像老板的人,递上一张卡片就可以了!”“那什么样的人才像老板?”小胖问,“就是穿着光鲜、夹着公文包、拿着手机的。”男人对他的无知有些恼怒。
2003年的时候,上海街头发小广告卡片的人还不是很多,应该说刚刚兴起,因此人们对这些“卡娃”并不十分反感,重要的是那时这些孩子还蛮守规矩,轻易不敢冒犯行人。
“小胖子”他们就住在老板租的房子里,那是火车站北广场附近的老棚户,两个孩子挤在一个小房间,每天早上7点多喝一点稀饭就出发,一直发到夜里七八点钟,他们不敢偷懒,因为老板就在附近看守着他们,谁知发了一个星期左右就“出事了”。
老板吩咐我们看到城管和警察来了就要拼了命跑,但是我们哪认识什么便衣啊,有时候城管也穿便衣的,那天,我和小华正在发卡,老板在附近忽然叫了一声“快跑”,我跨过马路上的栏杆就跑到对面去了,小华慌乱中跑反了方向,一头扎进城管怀里。
小华被警方送到他一个在苏州打工的亲戚那边,接着又被送回了甘肃,从此再也没有来上海,他回到甘肃的时候,我爸妈也刚好回来过年,看到我留的那封信,满世界找我的线索。
我给家里挂了一个电话,告诉他们我在上海找到工作了,工资很高,每个月有500元,妈妈在电话里哭得很厉害,哥哥也愧疚得不知道说什么好。
因为小华和我一起工作过,所以我家人就都相信了我的话,他们要来上海找我回去念书,我说你们要是来,我就躲起来。
父母也就放弃了,不久就是春节,我没有回去,看到城市里很热闹,我心里难受,没敢给家里打电话,老板特意给我加了几个菜。
“小胖子”说,过完年,家人又各奔东西,背起行囊各自谋生活去了,而他也逐渐在上海“卡娃”中树立了自己的地位。
他连续两年没有回甘肃,每个月省吃俭用,除了买书花些钱,其余的都寄给了念书的哥哥。
在那个将他领进“发卡族”的男人那边,“小胖子”做了一年多,后来发生了一次争吵后他甩手不干,投奔到一名山西老板手下。
2004年,做打折机票生意的老板开始多起来,竞争激烈,我这个人应该说是比较聪明的,我会看人,别的小孩子一天发几百张却没有一个顾客买票,我一天发一百张,就起码有三四个人打电话去问票价。
这样,老板就把我的工资调整到了600元一个月,因为出道较早,我在卡娃中逐渐有了一点声望,有一次,一个小伙伴被人欺负,我跑去帮他打架,浪费了一个小时,老板一直在监工,月末说要扣我100元旷工费。
我一下子火了,你个大老板一年赚十几万元,100元对你不算钱,对我而言就大了,我冲他发火:你干的什么买卖,你自己也清楚,我光脚不怕穿鞋的,你自己掂量。你要是不把钱给我,我把你这里砸烂。
老板到底害怕了,赶紧息事宁人。我就到了现在这个山西老板这里。
“小胖子”现在跟的这个山西老板是一个20多岁的女孩子,因为他工作勤恳、聪明、为人仗义,老板对他很器重,见面第一天,“小胖子”叫她老板娘,老板说,以后就叫我姐,我给你每个月700元,包吃包住。
他还是住在老板租的房子里,这是一套两室两厅的公寓楼,每个月三千多元房租,老板吃什么,他就吃什么,衣服也可以借老板的洗衣机洗,房间内还有空调、电视。
从此“小胖子”铁心跟着这个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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