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大派系

　　2005年，“卡娃”在街头泛滥，为争夺客户源，他们在各自老板的指使下拦在天桥、人行道中央，强行将广告卡塞进行人的手、口袋、提包……这样的扰民之举，引起了公愤。

　　“卡娃”们逐渐形成派系，争夺地盘。“小胖子”率领了一帮弟兄，经过近一年的棍棒交战终于在淮海路稳固了地盘。

　　上海现在的“卡娃”主要分“南方派”和“中原帮”，其中，从徐家汇到淮海路，也就是地铁一号线沿线以及浦东东方明珠广场是“南方派”的地盘；南京路西起静安寺，东至外滩是“中原帮”的天下。人民广场是两大系的交接地，只有在那里，双方的人遇到了才不会发生斗殴。

　　我属于“南方派”的，系的划分并不是以老板决定，而是由卡娃的来源地决定，比如，我们老板是山西的，我是甘肃的，但我们就属于“南方派”，因为在淮海路、东方明珠发卡的主要是江南一带的小孩。

　　这边因为襄阳路市场人气很旺，有一批北方的卡娃经常跑来发卡，2005年十一长假前，几乎每天都因为争夺地盘发生斗殴，我和20多个卡娃一直守在淮海路，他们分别属于十几个老板，我带领这批弟兄，看到“侵入”的卡娃就打，有时候一天都要打几场。

　　你看，我的手上、脖子还有后背到处都是伤疤。我还结识了襄阳服饰市场的黄牛，让他们帮着我们，这样打打斗斗，到2005年年底，格局才稳定下来。

　　本来上海还有其他派系的，但是逐渐被挤掉了，“中原帮”打的是人海战术，他们在上海很多地方，比如火车站、梅陇车站都有，那些地方我们不去，便衣很多。

　　在这场混战中，“小胖子”最终以他的号召力和“不要命”的战斗力成为“南方派”的核心人物，威震“中原帮”。

　　他成了各大老板争抢的“人才”，这个时候，老板们也发明了新的管理方式，不必再在“卡娃”附近监工，只要给每个“卡娃”分别固定一个电话号码，是否偷懒，老板只要坐在家里统计一下对应的电话来电数就一目了然。

　　“小胖子”自己总结了一套经验，他说，有些“卡娃”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搭拉着脑袋，见人就伸手，身上脏兮兮的，只能招人骂。

　　他穿着干净整齐，普通话也专门训练，甚至学起了沪语，见到穿着讲究的游人和提着包的白领模样的人就微笑着递上一张卡片：“打折飞机票要吗，先生？”

　　他绝对不会去强行往行人手中塞卡片，因此，他往往每天发的卡片不及其他“卡娃”的三分之一，客户却是其他“卡娃”的几倍。

　　2005年年底，一个老板想挖走他，许诺每个月1300元工资、包吃包住，这已经是上海滩“卡娃”中工资最高的。

　　山西老板知道后，很光火，大骂对方挖墙脚，“他给多少，我也给多少！”小胖的工资于是一跃而上，成为“卡娃”中的“金领”。

　　“小胖子”还饶有兴致地对记者讲解了两大派系的不同之处。

　　“中原帮”和“南方派”有很大不同，首先是人员结构，“南方派”主要是十五六岁以上的男孩子，待遇一般在600元到800元左右；而“中原帮”不少都是十五六岁以下的孩子，甚至七八岁的小孩都有。

　　“中原帮”的老板比较抠门，为了节约成本，他们从偏远农村雇来小孩，跟小孩的父母讲好每个月给500元钱，包吃包住，在一些贫困山区，一年也不过收入一两千元，小孩上不起学，一些父母见有人愿意带自家的孩子出来赚钱便是求之不得，这就和为什么有那么多小乞丐是一个道理。

　　这些孩子很惨，老板欺负他们，我们每天从早上8点到干到晚上6点，老板给我们饭贴、车贴，平均10元一天，我最高，15元一天，早上出来的时候老板就给。

　　“中原帮”的孩子甚至每天工作到夜里11点，外滩、南京东路步行街就是。我们每个月结账一次，老板很少拖欠、克扣，而“中原帮”的孩子，每年或者每季度结算一次，老板时常以各种理由克扣工资。小孩子又不敢言语，要是顶嘴还会被打。

　　“中原帮”的卡娃不大守“业内规矩”，前一阵子在南京西路，几个卡娃围着一个老外，把人家几万元的数码摄像机偷走了。他们中有人甚至还调戏女孩子，因此常因为人家报警被抓，所以“中原帮”又有另一个特色，那就是，小孩子的穿着很破旧，几元钱一件，这样一旦被城管抓住，他们就来个金蝉脱壳，衣服也不要了。

　　之所以雇用七八岁的小孩子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年龄太小，城管、便衣都没法处理他们。

　　“经营”之道

　　“小胖子”有点羡慕自己的老板，他经常琢磨这个山西女孩的发展历程，以期得到一些启示。

　　她以前还不如我，刚来上海时，做饭店服务员，每个月300元工资，包吃包住，老板说，她那时候只要能吃饱饭，就很知足了。2001年左右，老板听说在虹桥机场有一个专门做打折飞机票生意的人雇用了两个卡娃发卡，一年就赚了24万元，她就动心了。

　　老板与她哥哥借了2万元起家，买了一台电脑、租了一个两室一厅的房子，安了一部电话，雇了两个小孩子就做起来了。一年后，电话增至了四部，生意越来越红火，老板就提出和哥哥分开单做。她分到了三部电话，不久就扩大了生意。

　　现在，老板手下有三个发卡的，一个是我，在淮海路，还有一个在徐家汇，还有一个专门到各家酒店送卡，跟酒店服务员说好，客人每定购一张票，奖励10元。

　　做这个“生意”根本不需要注册什么公司，老板的办公室只有一个接电话、打电脑的女孩外加一个专门送票的快递员。

　　现在，在这一行里，我们老板可以说是排行第二，每个月收入都有三四万元，做得最好的是一个东北老头，每个月有五六万元收入。这个老头的业务电话有十几部，发卡的小孩子有十几个，这已经算是最大规模的了，基本上每个老板后面只有两三个卡娃。

　　目前淮海路上的这十几个“卡娃”受雇于近十个老板，但并不是每个老板都生意兴隆，“小不点”的老板就刚刚接手了另一个老板的生意，“卡娃不卖力，所以做不好”。

　　“小胖子”认为自己的老板生意做得好是因为她会做人，逢年过节都会给“卡娃”发奖金，天热还给他们买冷饮送到淮海路。

　　不过“小胖子”他们只知道老板是靠拿机票提成赚取利润的，却不知道具体怎么操作。

　　“小胖子”竟然很自豪地告诉记者，几乎所有的“卡娃”都有被城管抓过的经历，唯有他一次也没有被抓过，在襄阳服饰市场，他是唯一一个可以自由进出市场发卡的“卡娃”，其他人只要一进市场就被抓、被罚。

　　按照规定，发放非法广告卡可以处罚50元，但我们身上都不带钱，被抓到，罚款吧没法罚，没收卡片吧，我们又带得很少。

　　在我发卡的那一带，我不许卡娃乱扔垃圾，不许调戏女孩子，更不许和小偷勾结偷东西，你也看到了，这一带卡娃相对比较规矩，地面上没有以前那么脏了。

　　现在，只要这里的卡娃惹事，市场里的人第一个找的就是我“小胖子”。虽然大家受雇于不同的老板，但这里是大家“吃饭”的地方，谁要是不服从我的要求，我就把他赶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