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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电视剧《赵树理》正在央视热播之际，笔者惊喜地发现了一封抗日战争时期赵树理给徐懋庸写的信。这封信虽未正式发表，但在根据地曾引起极大反响，可不久之后这封信就失踪了。《赵树理全集》没有收入，其他有关赵树理研究资料中也无人提及。
近日，笔者到沁水县办事，竟然在南街一个古玩物收藏店发现了这封信。店主说他是在运城市一个古玩物买卖摊上收购的，原信没有信封，是夹在一本旧书内的。可惜这本旧书他没有记住叫什么书名牎原信是竖写在一张长46厘米，高20厘米，印有红色竖格的次等宣纸上，繁体字。
当年，太行抗日根据地（即晋冀鲁豫边区）文学艺术界，始终有两种不同的文艺创作观点，一种是坚持“五·四”以来的欧式创作；一种是为适应抗战，坚持识字人看得懂，不识字人听得懂的大众化创作。两种观点不同的作家有时斗争还很激烈。
到了1944年（即信中说的民国三十三年）赵树理的小说《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已经出版，并且引起轰动，名家地位已经确立。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年）已在《解放日报》1943年10月正式发表，并且成为各抗日根据地文学艺术家必须坚持的文艺思想，而太行根据地的一些作家仍然不满意赵树理的大众化创作观点。
此时作为中国文坛名人之一的徐懋庸，已成为延安“抗大”的教授（一说为教员），他带“抗大”参观团来到太行山上，路经太行文联时，曾与文联的作家们进行座谈，并提到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在延安的反响。文联一些作家对徐懋庸说，赵树理的作品只能给喝南瓜汤、吃臭酸菜的农民看，写的都是些不洗脸、不剃头的人……
赵树理当时为华北新华书店的编辑，没有出席会议。会后文联有些人把会上情况告诉了赵树理。于是赵树理给徐懋庸写了这封信。
徐懋庸出身清贫，幼时当过苦力。他天资聪颖，勤奋好学。工余时间自修了法、日、英、俄等外语。14岁开始用世界语写日记。后来又以流畅的文笔翻译了《斯大林传》《托尔斯泰传》《肖伯纳传》《列宁家书集》等国外进步文化和文艺作品，传播马列主义。
后来，徐懋庸到达延安，毛泽东让他进入“抗大”当教员（一说当教授）兼研究室主任，开始了革命教育生涯。他主讲政治经济学、哲学、编写社会主义概论，编译军事教材、发表文章，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之后“抗大”迁移经过八路军总部山西辽县麻田时（现左权县），彭德怀副总司令看中了徐懋庸，把他“扣留”下来，要他到太行山区的文化界挂帅。徐懋庸担任了文联主席并主编《华北文化》，多次接见赵树理并鼓舞他坚持大众化创作，受到文学艺术界的爱戴。
赵树理写给徐懋庸的这封信的全文如下：
徐懋庸先生：
前不久先生带抗大的参观团路经文联，许多同志同你谈了我的几个
错误观点，在这里我对此作一解释，谈谈我的看法。
对于他们鄙夷农民吃南瓜汤、臭酸菜，指责他们长年累月不洗脸、不剃头，我觉得他们这种态度是“平凡的残忍”。目前正在我们抗日根据地吃南瓜喝酸汤的同伴们正是建设新中国的支柱，在贫穷和愚昧的深窟中沉陷着的正是我们亲爱的同伴，要不是为了拯救这些同伴们出苦海，那还要革什么命？把金针海带当作山珍海味，并非古不变的土包子；吃南瓜喝酸汤也不是娘胎里带来的贱骨头。作革命工作的同志们遇上这种现象应该引起的是同情而不是嘲笑———孰视无睹已够的上说是个“麻痹”，若再超然一笑，你想一想该呀不该？我们的工作越深入，所发现的愚昧和贫穷的现象在一定的时间内将越多（即久已存在而未被我们注意的事将要提到我们注意范围内）希望我们的同志哀怜勿喜诱导落后的人们走向文明，万勿以文明自傲弄得稍不文明一点的人们坐也不是站也不是。以上是我这多年在农村工作的点滴经验，也是我在八区任职四个月的切身体会谨作参考。
愿公台揽
赵树理
民国三十三年四月二十日启
这封信主要阐述了赵树理自己搞文艺创作的观点，对研究赵树理及其创作思想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一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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