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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星茶叶批发市场一角。钟 图摄
无论是从整个国家来说，还是就上海一地而言，城市化都应有一个节奏的把握。放眼100年、200年后，现在的很多郊区农村肯定没有了，但我们不能让它们在5年、10年内就消失。这是一个很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
九星村的故事，更像是一个历史实录，是留给未来的思索
吴恩福很忙。与记者交谈的1个多小时中，他的手机频频响起，期间还换了一块电池。有几次讲到兴起时，被迫戛然而止，因为有事被人叫出门去。
他的名片，印着闵行区七宝镇九星村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的头衔。实际上，九星村没人种地了。从村委会这幢器宇不凡的大楼看出去，纵横交错的道路两旁，是鳞次栉比的商铺和住宅。而在若干年前，在这个季节里，在这片土地上，你能看到的是众多挥汗如雨的农民和一片片翠绿的稻田。
在上海西南角这片土地上，每一年，都有许多像九星这些地处城市边缘的小村，在上海大规模开发建设的推土机的隆隆声中脱胎换骨。这里的农民，见证了城市巨变，也在城市巨变中开始了一种不同于农村、也有别于城市的生活……
小村失去了金黄的稻浪，成就了全国知名的综合市场
吴恩福，55岁，个子不高，壮实，话音浑厚，任何时候都精力十足。他这样介绍自己：“当过10年生产队长、10年工业大队长，12年村支书，一直没离开农村。像我这样的村干部不多的！”他自信地认为。
吴恩福不讳言：“我小时候没怎么念书，饭都吃不饱。能吃饱饭的时候，又没书念了。”
尽管他一再声称自己是“土生土长的农民”，但如今不会有人把他看成农民。他的名片上，还有这样一些头衔：上海九星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上海九星综合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上海九星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高级经济师。
这些头衔看上去有些眼花缭乱，在吴恩福看来，头衔再多，其分量也抵不上“全国十大杰出村官”的称号。“这是2004年评的，2005年九星村还评上了‘中国十大名村’，今年又被命名为‘中国特色村’。”他说。
虽然是个名村，但并没有稻菽千重浪，户户起炊烟的景象，也没了小桥流水、鸡鸣五更的江南田园风光。与人们想像中的“村官”形象不同，吴恩福是名副其实的企业家，是闻名全国的九星市场创始人。
九星村占地面积106万平方米，建筑面积60万平方米，营业用房1万多间，分设22个专业区域，五金、陶瓷、不锈钢、艺术玻璃……在这里，你能体会到什么叫“应有尽有”。目前，这里已经吸引了全国5400多户商家、1．8万多名经商务工人员。据说，这里每天有四五千辆车子和两万多人出入。“华东地区最大的市场村”、“申城市场的航母”……成就这一切，九星只用了十年。
2005年，九星村实现收益3．3亿元，净利润1．8亿元，劳动力人均分配收入3．5万元。该村还连续两年排在上海356个亿元村的首位。
记者旁白：在上海城市范围不断向郊区延伸的过程中，很多“九星村”在渐渐消失，更多“吴恩福”汇入大上海的茫茫人海。原来的村委会，现在变成居委会；原来的村支书、村主任，现在改叫董事长、总经理；原来的农民，分散到城市社区居住。现有的一些村庄，要不就是盖起了厂房发展工业，要不就是建写字楼出租，很少有像九星这样建设、发展大市场并获得成功的。
杨建文（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上海郊区的定位，很重要的一块，就是成为工业化的扩散地。原来上海工业在中心城区，“退二进三”之后，现在中心城区制造业比重已经很小，大量转移到郊区，正所谓“市区体现繁荣繁华，郊区体现实力水平”。上海郊区农村的城镇化在不断加快。
不过，一些地方在推进城市化过程中，往往处于被动。要发展工业必须征地，要征地就必须解决好农民的生活和工作，包括社会保障问题。那么，能否主动一些呢？是否可以把原有的一些资源和要素充分利用起来呢？九星村因地制宜的做法值得研究。
再如，上海农业科技力量非常强，尽管农村土地在不可避免地减少，但是，我们可以在有限的土地上把文章做足，大力发展高附加值、高科技含量的现代农业，如利用基因技术发展“种源农业”。这样，既能够解决新的条件下农民的生存和发展，也能为解决全国“三农”问题作贡献。上海在这方面有能力也有潜力。
作为经济中心城市，上海不仅仅在工业和服务业领域能发挥作用，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中，同样可以创造出很多经验。
“把征地看成‘翻身’机会”
九星村亲历了上海郊区城市化进程。
“我们九星村原来是远郊，后来变近郊，现在变城郊。”吴恩福如此说。
2002年，新闵行区成立十周年，闵行区委政策研究室编了一本书，这样描写工业化对九星村的冲击：“……一方面近郊农业由于受城市污染严重，为使果硕菜绿，就只有不断地提高成本，价值与价格严重地相背离，其效益每况愈下；另一方面随着城市区域的扩大、市政工程的增多、房产开发的兴起，地处城郊结合部的九星村又首当其冲，不仅原来的农业设施在大开发的冲击下变得支离破碎，而且土地也在大量被征用中快速递减。可见，农业向非农领域的转化显然是大势所趋。”
这就是当时的九星，也是上海郊区的真实写照。
现在的闵行区，是1992年由老闵行区和当时的上海县合并而成的，当地称为“撤二建一”。那时的城市化率很低，不到30％；现在，这个数字达82％。据闵行区农业和绿化局副局长姚菊林介绍，由于城市化急剧推进，闵行区每年都有5—8个行政村被撤销，耕地在10多年中减少了20万亩，目前剩下不到10万亩。
去年，闵行区农副业生产从业人员约3万人，今年减少到2．48万人。在刚刚撤二建一的1993年，全区有29万亩耕地、28万农副业从业人员。短短10多年，农副业从业人员锐减90％以上。目前，全区农村居民大约是12万，而刚刚撤二建一的时候，这个数字是45万。“也就是说，农民转移的速度，比耕地转化的速度还要快。”姚菊林说。
据介绍，在“撤二建一”之初，闵行区有226个生产大队（行政村），目前剩下164个；原来有1700多个生产队，现在还有1200多个。
从行政村减少的数字，还无法更清晰地看出城市化带来的巨大冲击。尽管相当多的村现在还叫村，但已经名不符实。真正从事农业生产的乡镇村，已经不到20个了，用姚菊林的话说，“扳扳手指都数得过来”。
九星就是这样的“村”。该村原有4700亩土地，经过前后8次征地，剩下1600亩非农用地，其中还包括宅基地、厂房等。农民的身份也因此复杂化了，吴恩福将其概括为“三种身份、四种关系”：全村1117户、3757人，13是农民，13是居民，13是非农的“假居民”。什么是“假居民”？就是土地被征用了，户口变成了非农，但生活和工作尚未安置。村民与村里的关系，有些是既有居住关系，又有劳动关系；有些是虽有居住关系，但无劳动关系；有些是虽无居住关系，但有劳动关系；有些是既无居住关系，又无劳动关系。
在吴恩福看来，城市化既是大势所趋，也是农民所愿。“面朝黄土背朝天，辛辛苦苦几千年。农村太穷了，农民太苦了。脱离农田，远走高飞，这是很多农民的想法。改革开放以前，九星人和很多地方的农民一样，种光荣粮，卖政治菜，只能充饥，不能温饱，收入微薄，勉强度日。一些农民为了进乡镇企业务工，哪怕是砸锅卖铁也要去。”很多农民都把征地看成是“翻身”机会，“扬眉吐气当征地工”。
记者旁白：城市化的过程，就是农民变成市民的过程。一方面，农民渴望“脱离农田，远走高飞”；另一方面，当他们真的脱离农田之后，又会面临新的问题。他们能否适应城市的生活方式？能否获得城市居民的认同？有人把他们称为“城市农民”，这样的身份多少有些尴尬。
杨建文：我曾和上海农委的同志开玩笑说，国际大都市的农委，主要任务是“消灭农民”。上海是不是就不需要农民了？是不是因为工业化、城市化，郊区土地就可以想用就用呢？耕地是不是不需保留了？答案无疑是否定的，这同样既是国家的要求，也是上海的需要。保留一些农田，不仅可以保障农产品供给，更重要的是，耕地对于城市有十分重要的生态调节作用，也就是城市的“绿肺”。
现在一些郊区，农民离开土地会有一些不适应症。政府为他们盖了房子，还办了社会保障。但是，这些农民不知道怎么过了。实际上，工业化带来很多就业机会，政府也会帮助安置，但他们不一定愿意去，而是坐在家里当房东，收租金。有的地方保留了一些农田，一些农民却租给外地农民种，自己当“地主”了。因此，农民离开土地，并不一定意味着“翻身”了，某种程度上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他们必须提高素质和各方面的本领，参与社会生活，重新找到自己的位置。
在大上海的边上“种砖头”
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九星村集体经济负债累累，濒临崩溃。1994年，九星村劳动力人均年收入不足3000元，全村负债1780万元，负债率高达84％，部分村民连续23个月没有拿到退休金，医疗费两年半没有报销。全村当年的收入是318万元，而支出是400万元，入不敷出。
吴恩福也正是在这年担任村支书的。他的名字远近闻名，大伙儿都知道他是个能人，善于为集体筹措资金。果然，在他上任19个月后，情况发生了变化，九星村还清了历史欠账，村级集体经济全面复苏。
不过，1996年11月，刚刚缓过劲来的九星村，与相邻的东风村合并，一下子又增加了800多万元债务。
“当时，改革开放如火如荼，外资大举进入。那么，九星村怎么办？搞农业，显然是兔子尾巴——长不了，因为土地越来越少。搞工业，也不行。为什么？传统加工业没什么生命力；搞高科技，我们一看就不像啊；搞外资企业，把土地租给人家，能有多少钱？”
吴恩福这样的想法很有道理。改革开放之初，九星村也兴办过一些乡镇企业，也曾大搞国集联营，发展过仓储租赁，致力引进外资。但事实证明，这些只是权宜之计。村办企业固然能够解决富余劳动力的就业和温饱，但简单的加工业，经不起市场的惊涛骇浪，生命力很脆弱。引进外资，几千元一亩把耕地租出去，没有什么“成长性”，更没有增长率。所有尝试均告失败，九星债台高筑，包袱沉重。
1995年，九星村创办的“三场一路”，是现在的九星市场的起点。所谓“三场一路”，也就是一个养鸭场、一个停车场、一个农贸市场和虹莘路商业街。实际上，这些地方原本都是一些低洼地和水积地。然而，建成“三场一路”之后，效益立显：1995年赚了650万元，1996年赚了1300万元。
最令人称奇的，就是养鸭场，一共200亩地，当时其实已经被征用，但还没开工。九星村打了个时间差，利用18个月的时间，养了240万只鸭，平均45天一拨，结果赚了1800万元！
“三场一路”的成功，使九星村发展方向渐渐清晰，也为日后的专业市场建设掘到了第一桶金。1996年以后，九星村周边大规模规划建设住宅区，这为九星大规模的专业市场建设提供了难得的机遇。1998年8月到11月，九星村创办起五金、食品、南北干货、胶合板、农副产品5大批发市场。其后，建筑装潢、陶瓷、灯饰、汽配、茶叶等批发市场也相继成形并越做越大，呈现“有街无处不经商、铺天盖地门面房”的奇观。
吴恩福有不少语录在当地广为流传：“穷并不可怕，怕的是没有志气，怕的是没有思路”；“笨也不可怕，怕的是懒惰守旧，怕的是不思进取”；“没有钱怎么办？钱在别人的口袋里，钱在自己的脑袋里”……类似的话还有不少。关于建设综合市场，他还有一个“种砖头”理论：“农民种地有一年一熟、一年两熟、一年三熟，搞市场也就像种地，只不过变成了‘种砖头’。”他认为，建营业房是“三年种一熟”，等三年后财力增强了，就可以提升房屋的质量和环境的质量，这样，土地进一步升值，租金可以上涨。这样可以开始新一轮的投资与回报。
记者旁白：据吴恩福说，目前，在这个市场村，还住着将近500户村民，剩下的土地还有1000多亩。随着上海城市建设的推进，土地征用还会继续。或许，用不了太久，九星村也会像许许多多已经撤销的行政村一样，从上海的地图上消失，完成从“村”到“市场”的嬗变。
杨建文：郊区一些地方曾出现“村村点火，处处冒烟”的情况，市里、区里、镇里、村里甚至生产队里，大家一起招商引资。在郊区一些地方，农村不像农村，农民不像农民。这其实非常短视，没有考虑到可能承担的风险和成本。从长远看，必然会带来严重的后果，纠正起来难度也非常大。
这几年，上海大力推进“三个集中”：郊区人口向城镇集中，工业向园区集中，农田向规模化经营集中。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过程中，上海又适时提出了社会主义新郊区的概念。
“十一五”期间，上海将构建一个四级城镇体系框架，也称为“1966计划”：一个中心城，9个新城，60个左右新市镇，600个左右中心村。这不仅符合上海的城市发展目标，也符合国家的总体战略。“十一五”期间，我国的城镇化率每年提高1个百分点。有人计算过，到2020年，将有3亿农民进入城镇。上海要承载多少？我大致算了一下，至少1000万。
当然，无论是从国家来说，还是就上海而言，城市化都应有一个节奏的把握。放眼100年、200年后，那时候，现在的很多郊区农村肯定是没有了，但我们不能让它们5年、10年内就消失。这是一个很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有很多的问题需要解决。（记者汪晓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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