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人民文学》第二期，短篇小说《陈奂生上城》引起文坛的极大关注，这篇小说成为“新时期”文学的经典作品被广泛阅读、解释，乃至进入中学教材。

　　1990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又有两个农民进城的故事。穿着破衣衫，两人用弹棉花的工具做暗号，贼头贼脑地上台，第一句台词是：“据观察，没有敌情。”这个名为《超生游击队》的小品，受到了极大的好评。很难想象，1990年代，中央电视台如果没有小品，特别是春节联欢晚会如果没有小品将是怎样的情况，而小品中如果没有农民形象，那小品的可看性将会大打折扣了。这些操持着方言、举止失当、知识贫乏、在城市里笑话百出的农民，成为中国当代大众文化的他者，一次又一次地被消费着。

　　小品中的农民形象肯定不足以引发知识分子的思考，虽然知识分子也在消费春节联欢晚会这道“大餐”，也在消费农民形象。最深刻最有价值的仍然是陈奂生这个形象。不过，二者并非没有关系。其实，《陈奂生上城》这部小说本来就有小品化的倾向，陈奂生跳坐弹簧椅、拿枕巾擦油嘴，一直是小说中最生动的细节被学者和教师们津津乐道。

　　没有人能够否认这种产生于五四新文学中的关于中国农村的本质叙述对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重要性，然而，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开始，在晋察冀和延安等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借助政府的行政调动力，陕北和河北地方文艺形式连同其活泼、直白的乡土情调进入了致力现代化工程的文人视野。在李季、周立波、丁玲以及鲁艺等艺术家们的笔下，鲁迅式的原始、愚昧、麻木、冷漠的农民形象为快乐、开放、进取的新农民形象取代。五四以来主导文坛的暗淡无光、惨不忍睹的乡土表象至此为之一变。

　　原始、愚昧、麻木、冷漠的农民形象与快乐、开放、进取的农民形象是截然相反的。从两种形象的创造中，我们可以看到启蒙主义文化与革命文化之间的巨大差异。也许我们可以推论出，在革命文化时代，启蒙主义的现代性表述压抑了，而在“新时期”，革命文化的现代性表述又被压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