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视讲故事,是新中国文学的一个特点。无论是“说书”,还是小说,“故事”在国家叙事中担负重要功能。讲一个怎样的故事,就是告诉一个怎样的关于“我”和“我们”的历史。通过叙事,个人经验转化为集体经验,个人记忆转化为集体记忆。
但是,现代社会产生了一种新的文学与传播方式,如伊恩瓦特所言,这种小说,无论写作,还是阅读,都是纯粹个人行为,阅读成为休闲方式。传播的目的是为了商业利润。在这种小说形式中,人与人的交流萎缩,开放的故事精神丧失。
1949年的中国,同样处在这样一个关于现代文化走向的关口,对讲故事传统的重视,恢复、挪用,与强化。显示了处理民间与传统文化如口头文学的实践样式以及诞生于这些中的人际关系,交流成为可能。正如本雅明所言,对讲故事的重视,也正是为了警惕现代印刷资本主义给我们带来的经验的贫乏。
对于说书人的重视与改造是一个典型。对说书人的改造与利用可以看出社会主义文化如何将文化渗透到底层,达到组织动员和发动群众的目的。这个传统可能缘于延安时期,根据统计,1946年陕北共有400多人说新书。通过改造故事,和改造说书人,阶级和革命话语有效地“翻译”为地方话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