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史料记载，通河远在西周、东汉就有人类在那里繁衍生息。明代后逐步发展，清代归呼兰城守卫时又有所前进。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清政府正式批复建立县制，名曰大通县，隶属东兴道（今木兰县东兴镇）。民国三年（1914年）易名通河县。县署由崇古尔库站迁岔林河口左岸（今通河镇）。从此，通河县这颗璀璨明珠，在小兴安岭南麓，铧子山脚下，松花江北岸闪闪发光，不断发展壮大。当时，整个县域堪称山川秀美，林木葱郁，物产丰饶。“棒打獐子，瓢舀鱼，野鸭飞进饭锅里”，就是当时现实情况的鲜明写照。但因农业生产方式比较原始，经济发展十分缓慢。劳动人民生活处于极贫困状态。特别是在日伪统治时期，劳动人民备受奴役和阶级压迫，生活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具有勤劳勇敢、不畏强暴光荣传统的通河人民，从1929年开始，在中国共产党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在二道河子一带，与地主进行斗争，揭开发动群众反剥削反压迫的序幕。1935年日寇侵入通河后，抗日联军和义勇军反抗日伪统治更为激烈，演义了袭击凤山县公署、击毙警察队长、捣毁警察署的壮举。特别是抗联三军、四军带领抗日队伍转战深山密林，沉重打击了日伪反动统治。在与敌人搏斗中，李福林、李秋岳等志士献出了宝贵生命。1946年2月，三五九旅和松江军区部队解放了通河县城。一周后，中共北满省委书记陈云等同志进驻，领导通河人民斗地主分田地，反封建的烈火在全县熊熊燃烧；随后开展了土改、民主建设、大生产等，不久，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

　　1947年，双城县处于准前线地位。为巩固后方，发展生产，更好地支援前线，当时松江省政府决定，从双城移民到通河和苇河县（今尚志县苇河镇）发展生产。1947年10月，松花江刚刚结冻，864户双城移民迁往通河县。当时条件下移民队伍搬迁十分艰难。人们在从呼兰县东沈家车站乘政府组织的铁轱辘车队，沿着巴彦、木兰线路直到通河祥顺村，马不停蹄地朝行夜宿，奋步前进。那时，因道路崎岖不平又窄，虽仅200多公里的行程，却用了近一周的时间。而现在因公路畅通，乘汽车前往，由哈尔滨去通河三、四个小时就可到达。那时由通河到祥顺村因无班车，需步行，虽仅35公里，却需走一天时间。在祥顺村住房也很简陋。一间泥草房，南北炕住两家。更有些户住在“马架子”房里。晚间照明，平时点松木油子，到年节才能点豆油灯。主食为苞米，副食大都食用野菜。吃水不仅要到隔街去挑，而且水质极差，水烧开沉淀产生垢，不少农民因喝这种缺碘缺钙的水长了大骨节。春耕种地，实行插犋换工。冬天刮“大烟炮”，夏天任蚊虫咬。生产和生活条件虽都很差，但村民们并不觉苦，每天白天下地干活，晚间一起唱着“解放区的天，是明亮的天”谈今说古，其乐无穷。

　　昔日，通河的种植，缺乏精耕细作，种植品种又很单一，除少数水田外，主要是玉米和大豆。未开垦的荒原连片，几十公里罕无人烟。如今，满眼所见，稻田生长茁壮，沃野千里稻谷香，碧绿无边，风景如画。农村的住宅早已“脱胎换骨”。砖瓦住房连成一片。家家喝上自来水，用起煤气灶，安装了电话，接上了有线电视。村街道宽阔笔直的水泥路面与公路的主干线衔接，新楼排列两旁，庭院整齐、干净利落。昔日大车店和铁匠炉，改建成四面贴瓷砖的商店、饮食店、歌舞厅和汽车修理车间和加油站。汽车不时从村里疾驶而过。村中原有的不足百人的小学校，从1985年起，就已建成拥有400多名学生的现代化中学（包括高中部），校舍俨然，校内设施现代化。村里文化生活也很活跃。乡镇政府办公楼经过几次修建，如今已修成五层办公楼。室内桌椅整洁，设备现代化，许多人早已用上手机。更为显眼的是，村民们衣着入时，居室装饰趋向现代化。当乡干部说起全乡生产和农民生活情况时，眉飞色舞地说：现在农民人均耕地二十多亩，大都种上水田，还经营多种家庭副业，不少人外出打工，人均收入在4000元以上，生活真是越过越红火。

　　通河县城建设变化之大颇为显著。一座座高楼大厦如雨后春笋般地拔地而起，5层以上的高楼随处可见，15层、18层的民营企业高楼敢与天公试比高。我曾就读过的通河第五中学校舍早已由红砖平房变成六层高楼，建筑面积增加十多倍。街道宽阔，路面平坦，汽车往来如梭。更实现了城镇绿化、美化、香化、亮化。沿江公园宛若“北国秦淮河”。仅2004年，通河镇栽花种草30多万平方米，植绿化树1．9万株，红绿相映的绿化带如诗似画。县城中心城镇整体功能和品位全面升级，成为功能合理、市场建设配套、文娱设施齐全的综合性城市。难怪多年离开故乡的人回到通河，如同陌生人，不识路，找不到自家原来的住处。

　　通河如今已发生了巨大变化，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城乡面貌正与时俱进、日新月异。（黑龙江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