球爱——中国人和世界杯的故事

　　oeeee.com　奥一看见了一切

　　说“中国人和世界杯的故事”，不能不提严俊君。

　　30多年前，一部世界杯纪录片让尚处青年的严俊君大开眼界，他比同时代的中国人更早地意识到，一项运动将在全世界最多人口的国度兴起。自此他便萌发了创办一份足球专业报的想法。20年间，从1979—1999年，他麾下的《足球》报红遍大江南北，将“世界第一运动”带给中国人，也将一种理念、一种文化带到中国。有网友曾写到，严老爷子及其报纸启蒙了两三代中国球迷。

　　在职业生涯中，他曾4次采访世界杯，与世界足坛顶尖球队、顶尖人物有一大堆“不得不说的故事”。

　　1986年是中国大陆首次派出记者采访世界杯，他精心策划了一起“大事件”——他在决赛后的新闻发布会面对面地用中文向冠军队主教练比拉尔多发问。而为了获得这次提问机会，他足足准备了3天。

　　退休后的他安享生活，“白天打高尔夫，晚上去沐足，怎么开心怎么生活，怎么健康怎么过”。他现在的身份是岭南奇石收藏协会会长。

　　关于《足球》报

　　始终留有一份遗憾

　　记者:在您创办《足球》报之前，国内媒体关于足球的资讯可以说非常匮乏。

　　严俊君:是的，原因有两点。一是那个时代媒体对体育的报道本身就少，二是中国在国际足联的合法席位1979年才恢复，之前我们几乎没有机会参加国际赛事，所以媒体对足球的报道就更少了。

　　记者:是什么因素促使您有了创办《足球》报的想法？

　　严俊君:1970年墨西哥世界杯后，我在广州市北京路青年文化宫看了一部关于那届世界杯的内部电影纪录片，对我的触动非常大。足球是一项能够让世界疯狂的运动，我预感它在中国同样会有广泛的市场空间和读者需求。从纪录片里我看到，足球的魅力能让人发自内心地欢呼、快乐，而这份欢呼、快乐跟当时我们国内球场看台上有组织的鼓掌是不一样的。另外，因为工作原因，我有机会阅读香港《大公报》体育版，那时候《大公报》不在内地发行，整个广州日报只有一份。《大公报》足球占的比重相当大，通过长期阅读，让我对怎样办一张足球专业报纸有了清晰的脉络。可以说，在办《足球》报前，我已远远超出了同时代人对足球的认识。

　　记者:靠一个人的力量创办一张专业报纸，在当时似乎是一件难以想象的事。

　　严俊君:关键是要把个人理念变成行政行径。当我拿定主意后，首先是去找市体委领导，领导拍板同意后，这份报纸也就能够办起来了，不过是以广州市足协的名义主办。广州日报的领导还算开明，允许我用业余时间去办《足球》报。

　　记者:初期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严俊君:经费问题。体委虽然挂了主办方的名义，但既不出经费也不出人力。我个人是拿不出这笔印刷经费的，幸好主管广州日报印刷厂的一位领导同意先帮我将报纸印出来，卖了钱后再还印刷款。

　　记者:《足球》报一炮打响，经费问题也就不是问题了。

　　严俊君:可新的问题又来了，我是广州日报的干部，办《足球》报取得了不错的经济效益，但难免惹人非议。直到1980年广州日报和市体委合办《足球》报，各占50％的股份，我的身份才“合法化”，那时我才带着体育部的同事名正言顺地去办这份报纸，等于是一套人马干两份事情。

　　记者:从无到有、从弱到强，《足球》报只用了很短时间就奠定了在同类报纸中龙头老大的江湖地位。

　　严俊君:发行量和广告收入最能说明报纸的分量和地位，从创刊到上世纪末近20年时间里，《足球》报无论是发行量还是广告收入在体育专业报中均排名第一。1999年，我因为非正常原因离开了《足球》报，不能在新时期内把《足球》报做得更大更强，这是20年间我最遗憾的事情。前段时间瞿优远(《体坛周报》社长)托人带给我一句话，“老严对体坛的帮助很大”。我对这句话的理解是，我的离开让体坛少了一个最大的对手(哈哈)。如果我在《足球》报干到65岁，也许我会把《足球》报做得更大更强，毕竟，我20年的办报经验以及《足球》报的基础摆在那儿。

　　关于文章

　　我的文章都经得住时间考验

　　1995年11月，严俊君率先在《足球》报上喊出“保卫成都”的口号，一时间川中球迷群起响应。在一场浩浩荡荡的“成都保卫战”成功后，成都金牌球市的声名远播全国，“成都保卫战”也成为十年甲A史上最为经典的时刻。提起自己当年的创意，严俊君表示，“保卫成都的意义，就是保卫随着中国足球实体化应运而生的成都球市，只有保住四川队的甲A资格，保住成都球市，才能使中国足球的布局更为合理。”

　　记者:您曾说过，在《足球》报这么多年你做过的最有影响力、同时也是自己最满意的一次策划就是“保卫成都”。

　　严俊君:是的。当时很多人都不理解，《足球》报是广州的报纸，为什么会为四川的足球摇旗呐喊？因为我个人觉得，从中国足球的版图格局出发，四川队继续留在甲A对中国足球的布局更有利。之所以喊出“保卫成都”这个口号，是希望通过媒体和球迷的关注能为四川队提供一个公平、公正的竞争环境，不至于在保级战中被假球黑哨做掉。

　　记者:可也有人说，您的这次策划主要是为了提升《足球》报在四川的发行量。

　　严俊君:我并不否认这一点，在商言商，任何一份报纸不能不考虑的是发行量，那一期《足球》报在四川的发行量从13万份增长到30万份。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双赢的结果。

　　记者:仅四川省的发行量就达30万份，这个数字让人难以置信。

　　严俊君:除了发行量和广告收入在全国体育专业报中排第一，《足球》报的作者队伍也是最突出的。当时，全中国最好的足球评论家都在为足球报写专稿。

　　记者:在这些中国最好的足评家中你最欣赏谁？

　　严俊君:毕熙东和汪大昭。毕熙东写稿泼辣，但却有理有据负责任。而汪大昭看问题客观、成熟，他的稿子比较严谨，不会无病呻吟。

　　记者:他们都是老一代的球评家了，您怎么看现在的球评家？

　　严俊君:新一代的代表人物应该是陈伟胜、张晓舟等，个性突出，风格独特。但这些年轻的足评家激情大于理性，市场色彩比较浓，负责任的比较少。当然我的看法或许不客观，你让一位五六十年代的导演来评论张艺谋、陈凯歌难免有失公允。

　　记者:“成都保卫战”系列策划及其文章是您20年间最满意的作品，那有没有让您遗憾的作品？

　　严俊君:没有，我的文章都能经得住时间的考验。

　　关于世界杯

　　中国没出线是实力的体现

　　从1986年墨西哥世界杯起，严俊君连续采访了四届世界杯决赛圈赛事。1986年世界杯冠亚决赛后的新闻发布会，严俊君是中国第一个现场向冠军队主教练提问的记者。对于世界杯的感受，严俊君用了一句“黄山归来不看岳”来概括。

　　记者:1982年之前，中国没有世界杯转播权，那时的世界杯对于你们这个时代的人来说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严俊君:“文化大革命”中，外界宣传世界杯是资产阶级的疯狂。其实，世界杯既不姓“资”，也不姓“社”，它是属于全人类共同享受的文化财富，足球应当远离政治。

　　记者:这是您亲身体验世界杯后的切实感受？

　　严俊君:在采访世界杯前，我在国内也采访过很多足球比赛，包括全运会足球赛以及中国同社会主义兄弟国家间的友谊赛，那些比赛讲究的是友谊第一，为友谊欢呼。而世界杯能吸引全球那么多球迷的目光则纯粹是因为足球本身的精彩程度。看了世界杯后，我就有了一种“黄山归来不看岳”的感受。

　　记者:从1986年墨西哥世界杯到1998年法国世界杯，您连续采访了四届世界杯决赛圈赛事。四届世界杯，最让您自豪的一次采访是什么？

　　严俊君:1986年世界杯冠亚决赛后在新闻发布会上采访阿根廷主教练比拉尔多。新闻发布厅容纳不了太多记者，而赛事组织者要先保证东道主媒体的名额，然后是阿根廷和德国记者的名额，再是世界各大知名媒体以及参赛国记者的名额。中国没有进那届世界杯的决赛圈，作为一名中国记者，我能够进入新闻发布厅，简直有些不可思议。

　　记者:您是怎么做到这些的呢？

　　严俊君:我用了整整三天的时间来做准备。首先是要让那场比赛的新闻官认识我，所以我请了一名留学生当翻译将那位新闻官约出来吃了顿饭，而且还送给了他纪念品，这样我们就成了朋友。新闻官不仅答应了我的采访要求，而且允许我带一名翻译进场，因为发布会上都是用英语或西班牙语问答，而我既不懂英语也不懂西班牙语。

　　记者:更不可思议的是您还有机会向比拉尔多提问。

　　严俊君:现场有两百多名记者，不可能每个人有机会提问。我记得六名记者提过问后，新闻发布会就结束了。我是第三个提问的记者。

　　记者:运气真不错。

　　严俊君:这当然不是运气，中国是个大国，我事先就和新闻官打好了招呼，他必须给我一次机会。

　　记者:还记得您向比拉尔多提的那个问题吗？

　　严俊君:我问他南美足球在技战术上同欧洲足球比较有哪些优势和不足。

　　记者:那比拉尔多是怎么回答你的呢？

　　严俊君:时间太久，记不得了。只能查查资料。

　　记者:这届世界杯上您还采访了阿维兰热(当时的国际足联主席)？

　　严俊君:是的，阿维兰热先生对中国足球期望很高，他觉得足球在中国充满了潜力。我曾7次采访过阿维兰热，他是一个很好接触的人，对人很热情。

　　记者:您印象最深刻的一场世界杯比赛是哪场？

　　严俊君:1998年世界杯决赛巴西对法国。那很可能是场假球，而且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交易。不过假球假到这种份上，高明到让人看不出来就无话可说了。不像中国的假球，即使不懂球的也能看出来。其实，法国最终捧杯也还算公道，他们要是不具备夺冠的实力也进不了决赛。

　　记者:您最欣赏哪位球星？

　　严俊君:马拉多纳。

　　记者:那么贝利呢？

　　严俊君:我个人认为，不管在足球场上还是场外，马拉多纳的影响力都要超过贝利，因为媒体报道马拉多纳和报道贝利的规模完全不一样。还有因为电视转播的缘故，我们可以通过录相看到马拉多纳踢球，而对大多数球迷来说，几乎没有渠道观看贝利踢球的情景。

　　记者:为什么现在几乎没有球员能够达到马拉多纳的高度呢？

　　严俊君:现在足球功利和商业色彩太浓，缺少了马拉多纳那个时代球星成长的土壤。现在的球员如果个性太突出，很难生存下去，你过于想表现自己，不仅队友不会和你配合，对手也会报复你。可以说马拉多纳进英格兰的那粒“千里走单骑”，现在几乎不可能上演了。

　　记者:听说您也是巴西队球迷。

　　严俊君:是的，巴西队是我最喜欢的球队，巴西队技术细腻，配合默契，攻守平衡。

　　记者:您觉得本届世界杯上哪支球队最有希望捧杯，是你喜欢的巴西队吗？

　　严俊君:这种预测是很不客观的，所以我不进行预测。等我看完了本届小组赛，谁能拿冠军，我就心里有数了。

　　记者:您连续采访了四届世界杯，却错过了有中国队参与的2002年世界杯。

　　严俊君:没能采访韩日世界杯有些遗憾，但却不是因为中国队参与了那届世界杯。我对中国队那次出线持保留态度，因为中国队没有达到出线的实力，首先是韩国、日本作为东道主直接出线，其次中国队分组避开了沙特和伊朗，如果这两点不成立，中国队就很难出线。

　　记者:那么这届世界杯呢，您是否认为中国队没有出线是正常实力的体现？

　　严俊君:是的。

　　关于奇石

　　年龄大了　也要与时俱进

　　在体育圈里，人们熟悉严俊君，大多是因为他作为足球报总编辑的身份，可严俊君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身份——岭南奇石收藏协会会长。足球与奇石，一动一静，这两种看似不沾边的东西，在严俊君的生活中却搭配得如此完美和谐。

　　记者:什么时候开始收藏奇石？

　　严俊君:上世纪70年代，我看到新加坡、台湾有些人在收藏奇石，于是也跟着收藏起来。

　　记者:你们那个年代，收藏邮票、字画很普遍，收藏石头的似乎不多。

　　严俊君:我认识很多书画界的朋友，如果我收藏字画可能会发大财。但我更喜欢天然的艺术品，就像奇石，鬼斧神工大自然雕饰而成，世界上都找不到两块完全一样的。

　　记者:您通过什么样的渠道来收藏奇石？

　　严俊君:去大自然中拣，同朋友交换，去市场上买。

　　记者:当初您并没有把收藏奇石当成一种投资，让您没有想到的是，奇石本身蕴涵了巨大的经济价值。

　　严俊君: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奇石慢慢凸现出投资价值，因为我收藏奇石比较早，所以我购买的奇石最贵的就一两千块钱。

　　记者:现在您的收藏价值如何？

　　严俊君:二三十万一块的都有。

　　记者:您收藏了多少块？

　　严俊君:上千块。

　　记者:接触过您的人都觉得你个性很突出。您现在已六十五岁了，可手机铃声居然用的是《两只蝴蝶》的彩铃，从这个微小的细节也能看出您的个性。

　　严俊君:这就是老严的性格，年龄大了，也要和社会同步，接受新生事物。我和你们不一样，我现在已经没有生存压力，国家规定动作已经完成，现在进入了自选动作阶段，所以我是白天打高尔夫，晚上去沐足，怎么开心怎么生活，怎么健康怎么过。

　　记者:祝愿严老师永远保持这份年轻健康的心态。

　　严俊君: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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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筹:本报记者　蓝云　杨同峰

　　采写:本报记者　魏必凡

　　图:

　　严俊君(左)与阿维兰热。　严俊君本人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