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中新网6月6日电 今天出版的新京报刊载文章称，现代工业活动必然导致生态质量恶化，社会只有选择明智的工业化模式，才能把环境代价控制在相对合理的水平上。文章指出，经济增长方式决定环保成败，要真正改变经济增长方式，需要重塑政府官员的约束与激励机制，打破GDP在政绩考核中的核心地位，用统一的司法约束地方政府损害生态环境的行为。这样的制度变革一旦形成，生态环境友好型的发展模式，就会逐渐发展成熟并日见其效。
6月5日是第35个世界环境日，国务院新闻办发表《中国的环境保护(1996—2005)》白皮书，系统介绍了过去10年间中国为保护环境而进行的不懈努力和取得的成效，同时指出，中国环境形势依然十分严峻。此前一天，国家环保总局发布《中国生态保护》报告也指出，中国生态环境面临巨大压力。
文章指出，中国在过去半个多世纪，全社会力图在最短时间内实现工业化，其基本增长模式在很长时间里是通过资源的大量投入来换取高增长。为此，甚至形成了一套损害生态的激励机制。这种透支式增长，不仅透支了本应由后代享受的生态与环境资源，我们这一代人也通过频繁发生的沙尘暴、水污染、空气污染等，亲身感受到了工业化带来的生态危机。
文章称，针对资源环境压力日益增大的突出问题，白皮书指出，中国政府明确提出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在制定发展目标时，中国政府把能源节约和环境保护摆上了重要战略位置。
文章指出，从技术角度看，抑制整体生态环境继续恶化、实现生态环境好转的战略之一，是积极推进城市化。城市化意味着生产效率、因而也意味着资源利用效率的大幅度提高。人口退出生态脆弱地区，转移到城市，维持其生存所需消耗的资源，将小于其继续居住在生态脆弱地区。而人口退出后，即使人为进行恢复生态的努力，生态自身也具有很强的恢复能力。
文章称，城市化也是民众的一种自然需求。因为，城市化意味着个人生产效率提高，有更高的收入和更好的物质生活环境。正是在追求美好生活的动机驱动下，乡村人口大量向城市转移。这种转移不但具有重大的社会意义，更具有重大而积极的生态价值，它有助于生态脆弱的乡村恢复原有生机。
文章提出，仅从恢复与保护生态的角度看，就需要撤除妨碍城市化的种种障碍，建议政府安排那些生态脆弱地区的乡村人口转移到城市。开放的城市化政策，既可以让乡村人口的生活获得较大改善，也能缓解当地的生态压力。
同时，城市本身也应实现发展模式的转换。为此，政府已经提出要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中心环节，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推动国民经济又快又好发展。
|
|
|
精彩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