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最近出版的《无声的群落——大巴山老知青回忆录（1964－1965）》是一部迟到的书。它是在全国各区域、省份的知青回忆录出版高潮过去之后近十年才出版的，然而它与众不同，是一部自觉站在私人立场讲述的回忆录。

　　从1962年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被正式列入国家计划，至1979年这场运动接近尾声，17年中共有1776万知青上山下乡。在这一行列里，走在最前面的就有1964-1965年到大巴山区落户的14000多名重庆知青。今天，已经人到中年的他们用亲身经历，叙述了上山下乡运动带给他们的苦难人生。这份沉重的人生记录，弥补了有关“黑属”群体在知青运动中的空白，为知青运动史提供了历史学、社会学和文化学的宝贵史料。

　　从“青春无悔”到“劫后辉煌”

　　自上世纪90年代初“知青文化热”兴起以来，知青思潮经历了从“青春无悔”到“劫后辉煌”的发展过程。

　　1990年北京东北知青率先举办知青回顾展，此后各省市知青纪念活动此起彼伏，天津、成都、昆明、广州、南京、武汉、厦门等各地知青先后举办了“青春无悔”、“春华秋实”等知青回顾展，掀起一股知青文化热潮，导致“青春无悔”这一先验理念的广泛传播。进入90年代中期，《劫后辉煌——在磨难中崛起的知青、老三届、共和国第三代人》（口述实录全景式报告文学）以28名知青成功者的个人口述，从历史学、社会学的角度，建立起知青返城后创造“劫后辉煌”的新神话，成为新的知青文化思潮。此后产生的自传体小说《曼哈顿的中国女人》（周励）、电视连续剧《北京人在纽约》（曹桂林）为90年代后期的知青群体活动提供了思想主题。“青春无悔”与“劫后辉煌”，先后为整个90年代的知青聚会、知青回忆录和电视专题奠定了分享成就与光荣这一总基调。

　　90年代前期，各省市知青先后出版了自己的回忆录，全面反映上山下乡运动，具有一定的文献价值和历史意义。它们的主题基本上是“青春无悔”、“悲壮的青春”，集中反映了当时知青群体对这场运动的思想认识。

　　各地知青的回忆文章，内容较为单一，情节大同小异，大多为血泪史、磨练篇，越苦越光荣，似乎不悲壮残酷，不离奇怪异，便不足以向今人道，乡村生活被描述成一种生存斗争的胜利。

　　90年代后期的知青回忆录写作，从老三届（66、67、68届）扩大到小三届（69、70、71届），由中心城市延伸到中小城市，甚至延伸到部分“文革”前的支边知青。1998年是知青上山下乡30周年，各地区的知青赶在这一年纷纷出版本地区的知青回忆录，全国各地出版社看到其中的商机，在这一时间也策划、组织了一批知青回忆录，各地报刊也相继开辟了知青纪念专刊和专栏。知青回忆录的出版在这一年达到了顶峰。

　　知青思潮的发展，一直受到主流文化的严格控制。对知青运动的命名权和话语权，一直控制在主流社会手中。知青回忆录的思想主题和价值定位，也难以摆脱主流文化的影响和制约。导致的后果是，全国各省市的知青回忆录，将一千余万知青的生命实践和思想历程全都归纳到“青春无悔”的惟一思想主题之中。

　　整个90年代，各地知青回忆录的编写，一直处于群体书写的阶段，写作是集体性的，集体主义的光辉暂时掩盖了个人精神的苍白。写作是命题式的、仓促的，只是为了获得社会对知青群体的关注，满足知青群体的一种情感性的要求。没有出现具有保留价值的个人回忆录，没有出现编辑、记者、作家、社科工作者和出版社的联合工作，没有形成专题、学科的研究。长达十数年涉及千万人的上山下乡运动，只得到这样贫乏的收获是无法令人满意的。

　　宏大叙事与“沉默的大多数”

　　自上山下乡运动结束的近30年间，对知青历史的宣传、报道一直被严格限定在主流意识形态的框架之内。知青从来不是他们自己，而是主流社会制造出来的一个“他者”。知青一直是话语的缺席者。知青群体对决定自身命运的这场运动，从未进行过独立的判别和命名。

　　其实，知青群体内部一直存在着思想冲突和话语分歧。知青内部被主流社会承认和支持的强势小群体，总是自命为知青的代言人。在上山下乡运动兴起之时是如此，在“文革”后的80~90年代仍然如此。事实表明，知青在90年代的话语权利被内部的小部分人染指，这些族群实际上参与和协助了主流社会对知青形象的塑造。

　　1994年秋，北京举办“共和国的儿女——老三届”综艺晚会，由于被中央电视台报道和转播，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影响。晚会上主持人高声朗诵“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流露出志得意满的情绪。音乐理论家金兆钧说，策划会上的多数老三届策划人对知青民歌所知甚少，而对《兵团战士胸有朝阳》等宏大叙事的歌曲如数家珍，“至少这些老三届们几乎全是在70年代中期已经上大学或当兵了”。晚会“最终拍板取决于可以出资的已经进入新经济权力集团的老三届们，而不是那些为自己下岗而着急、为孩子入学而劳碌的老三届们”。显然，能够操持主流媒体和集资举办晚会的人，并不属于知青运动中的多数人群，他们也无权代表大多数知青的意愿。

　　90年代末，知青群体广泛兴起怀旧热潮，全国各地的知青举办了一系列的纪念活动。这些活动不但没有促进群体内部成员的联系，反而打破了知青群体铁板一块的幻象。人们广泛注意到知青个体之间存在着权力和财富方面巨大的差距。在知青座谈会上，不同人群也对“无悔”、“辉煌”的论断发生了分歧。显然，随着经济生活的发展，知青群体已经分裂，统一的群体已经不复存在，它正在成为被主流媒体虚拟出来的一个文化象征。

　　知青群体内部的话语分歧，实际上是知青群体内部不同阶层间矛盾冲突的集中体现。多数人的族群无职无权，少数人的族群则具有越来越多的经济、政治上的实力。后者是“宏大叙事”的支持者和操控者，他们动辄站出来代表整个知青群体发言，而多数人则成为王小波所说的“沉默的大多数”。

　　进入90年代后期，社会贫富差距迅速拉大，知青群体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先富起来的一小部分知青，已经完成了资本积累的初期阶段，他们对于一个在文化层面上虚拟存在的知青群体，已经不感兴趣。知青旗号对于他们已经失去精神慰藉和文化使用价值，他们无暇沉浸在怀旧情绪之中，而是满怀兴奋地投入财富的增值活动和娱乐性消费。同时，大部分知青却面临下岗失业，他们的思想情绪和政治诉求日益强烈，可是却已不能从富有的、握有权势的“知青哥们儿”那里，借用和调动文化和社会资源。他们正在沦为经济和文化上的弱势群体，面临被社会丢弃和漠视的命运。

　　与此同时，主流文化和主流文学的“去知青化”思潮开始兴起。在1998年的知青纪念活动中，一些知青作家表现出一种厌倦情绪，有人公开提出告别“知青情结”，走出“老三届”。

　　进入新世纪，知青写作几乎销声匿迹。2003年前后，由于主流媒体中个别知青老总的怀旧抒情的需要，也曾组织过知青专题报道。曾有媒体记者找过我，希望我按照他们的调子讲一些话。但是他们的老总确定的主题仍然是“劫后辉煌”，于是我请他们转告老总我对这个专题的批评意见。2005年凤凰卫视曾经策划过一次对知青运动回顾的专题，主题仍然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一个年轻记者找到我，我对知青一代人的所谓成就表达了否定的观点，这位记者说，她在别的受访者那里也听到相同的低调意见。后来，听说专题播出了，最终还是唱了一些毫无新意的无悔、辉煌的颂歌。

　　私人叙事：像人一样活着

　　在广大知青群体中一直不乏清醒者，在史学、社科和文学界中，也有许多严肃的知青学者，他们对主流媒体的各种花样翻新的运作，进行了持久顽强的抵制。

　　知青运动的研究长期受到压制，经过多方努力，才出版了少量的史料和学术著作。《中国知青史——初澜》（定宜庄）、《中国知青史——大潮》（刘小萌）在1996年出版后，在史学界、社科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但是，无论是中央台读书栏目还是主流报刊，都未做任何介绍和报道。一些相当有价值的知青小说如《血色黄昏》、《黄金时代》等，一直无法搬上电影、电视，缺乏更广层面的影响。

　　此次《无声的群落》的出版，可以说是对上个世纪90年代自由主义文脉的延续。

　　重庆老知青是知青运动的最早受难者，他们对自己的青春与人生，有着区别于主流社会的不同价值判断和历史评价。与囿于主流意识形态下的宏大叙事不同，他们的回忆录，对这段人生的描述具有鲜明的私人叙事特点。他们将上山下乡的历史描绘成“苦闷的青春”或是“不放弃梦想”的坚持，将返城后的人生描述成知青个体对历史宿命的抗争。这种“认命不随命”的私人叙事与此前的“青春无悔”的宏大叙事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绝大多数知青沉浸在“青春无悔”的情绪中，放弃了反省、忏悔和历史批判。而实际上，知青固然是城乡分治政策的牺牲品，但是他们中的一些人，也借助城乡分治的余泽，作为“半个公家人”在乡下打架斗殴，偷鸡摸狗。为了返城、招工和入学，知青群体中也曾出现相互倾轧，或是被迫贿赂官员的事情。这场上山下乡运动造成知青群体中的无是非、无原则和价值虚无主义，造成实用主义和机会主义的盛行。

　　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对人造成的扭曲，并不是一场道德清洗运动可以恢复的，它需要单独的个体在长夜的寂静中进行默默的修复。重庆老知青作为一个独特的“被污辱和被损害”的群体，经过80~90年代的思想历练，在新世纪展示出他们修复、壮大起来的心灵。

　　“劫后辉煌”的神话曾经在90年代风行一时，其中不乏对返城后拥有财富和权势的艳羡和追求。《无声的群落》对个人的人生价值判断却有着新的价值立场。重庆老知青们已经放弃了这种神话，从依恃集团转向依靠个人，从集体主义转向个人主义，从沉迷于群体神话到正视个人的人生悲剧。

　　他们中的多数人经历了平凡、艰辛的人生。《刻在记忆里的岁月》（苏谦）记述了一个知青平凡的青春经历，在重庆老知青群体中，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和代表性。作者16岁怀着革命理想到大巴山插队，患重病退回城后，当过教员、护士、统计和财务经理，干一行专一行，最后因病退休，又自学成才当上了画家。她的人生看上去并无多少荣耀，活得十分辛苦，没有成为富婆、高官或明星，算不上所谓的成功人士。但是，她能够不断地适应各种险恶的环境，珍视自己的人生，自尊自爱，努力活得像一个人。她的身上有着一种令人敬佩的英雄气概。

　　他们讲述在大巴山苦难的生活，以及返回城市后艰辛的工作，语气总是那么乐观、自信、从容澹定，字里行间传达出坚忍不拔的生活意志。他们没有“悲壮的青春”，只有“苦闷的青春”，返城后没有“劫后辉煌”，只有艰辛的奋斗。但是，他们并不自卑自弃，努力维系着做人的尊严。他们本分做人，清贫自守，能够上无愧于父母，下无愧于子女，这已足够。

　　重庆老知青付出的一切努力，不过是为了像人一样活着。他们要活得像个人样，却要付出血泪甚至生命的代价，那本是成为神的代价。最大的奇迹并不是“悲壮的青春”、“劫后辉煌”，而是努力像一个人那样活着——这是黑暗年代中最有价值的“成就”、最值得一代人骄傲的“业绩”。

　　《无声的群落》放弃了以往“青春无悔”的宏大叙事立场，完全转向个人化的表述。他们在讲述自己的故事时，总是以个人的骨力、胆识承担着生活的苦难，无论是个人的曲折经历，还是个人曾经的苦闷、彷徨，都坦言无忌，他们不再以群体和社会的思想定式取代个人的情感表述。他们坦然地陈述着自己的人生，自信地谈论着自己的平凡业绩。他们确信，自己的人生价值要由自己来判断。每一个人面对自己的一生，面对着自己的灵魂，进行独立的判断：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的人生具有什么样的价值？

　　“宏大叙事”是一种重整体轻个人的价值观，“私人叙事”则是一种尊重个体的价值观。在中国当代的历史环境中，长期存在的计划经济、集体主义和普遍的组织化，使得个人意志稀缺。重庆老知青回忆录能够形成一种私人叙事的声音，难能可贵。

　　（作者系中央戏剧学院副教授、知青问题研究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