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课上的课堂“战争”

　　去年，贝淡宁在清华开设“战争伦理”课程，教材是沃尔泽(Michael Walzer)的《正义与非正义战争》。虽然他一直提倡轻松讨论的方式，但辩论开始后，课堂上偶尔还是会弥漫出火药的味道。一旦涉及到当今世界的真实案例，这种碰撞会更加激烈，尤其是涉及到道德评价的时候。

　　“讨论人道主义干预时，我问学生，如果自家的邻居间发生屠杀，比如父亲杀害了儿子，你们是否要干预？多数学生同意应该干预。我又问，如果在别的国家发生屠杀，这在道德上有什么区别呢？但马上有学生会提出主权问题。”

　　事实上，每当学生或中国朋友追问贝淡宁一些敏感的话题时，大多时候他会主动回避：“我来中国是研究中国哲学、讲授西方政治哲学的，而非现实中的政治斗争。”

　　但他还是感谢学生们在课堂上的精彩发言。课前，贝淡宁会给全班学生发电子邮件，布置下一个要讨论的话题，并要求把辩论分成两部分，所有的学生必须要在中途改变立场，“这样的话，你就能够看到问题的两个方面。请不要忘记，我们是在进行学术讨论，目标是学习和批评性的评价观点，而不是要为某个政治立场辩护。”

　　有些学生会因听不到贝淡宁本人的观点而失望。但学生刘文嘉却说自己并不觉得失望，因为那些问题“离课堂很远，和学术无关”。

　　也有学生习惯在课后给贝淡宁发邮件，对课堂内容发表不同的观点。贝淡宁把这解释为中国学生的“含蓄”。“他们或许认为，在课堂上发表不同见解，是对老师不尊重。这就是中西文化的差异。我其实很喜欢中国学生，他们好奇，也很聪明，有的意见对我很有启发。一个叫张容南的学生，和我讨论关于女权主义的问题，我觉得她批评得很对。”

　　“他的课总是从放映PPT(用投影播放课件)开始。他只在讲台上大约讲20分钟，然后就再不上讲台。他会坐在我们中间，引导我们辩论。”学生们评价贝淡宁的课更像一个小型读书会。他经常申请把课放到周六，因为“周六会议室闲着，贝尔老师觉得大家坐在圆桌边，关系更平等，教学效果也更好。我们可以随时发表意见，甚至打断他的话。而在其他中国教授的课上，我们不敢随意打断教授的话”。

　　6月3日刚刚通过硕士论文答辩的哲学系学生李万全说，他即将去新加坡攻读博士，方向是社群主义和儒家思想的比较。他承认是因为“受贝尔老师的影响”。

　　在贝淡宁的课上，还有来自韩国以及中国台湾的学生。“遇到讨论文化多元主义时，我们会请韩国同学发言，遇到讨论民主进程，台湾同学也会谈谈台湾的状况。但是我们都很有分寸，不会在课堂上讨论过于敏感的话题。”一位同学介绍。

　　每个学期的课程结束后，贝淡宁都要邀请学生们去他家做客，还欢迎他们带上自己的恋人。“贝老师的家人给我们做中餐，但却是西餐的自助形式，大家端着盘子边吃边聊，气氛很融洽。我们会问各种各样的问题，包括对他们跨国婚姻的好奇。”一个学生笑着说。

　　到中央党校开讲座

　　贝淡宁曾经玩笑性地探问班上那位旁听生，自己是否可以去中央党校讲课？旁听生不假思索地回答：NO！但没过多久，这位旁听生便向他发出了邀请。

　　“我很疑惑，一个外国政治学教授真的可以去中国共产党的最高学府讲课吗？”贝淡宁的眼睛瞪得老大。

　　“YES！”旁听生一本正经地回答，“中央党校正在修改过去的政策。只要经过副校长批准，老外现在可以到中央党校讲课。”

　　不过在讲什么的问题上双方一时都有点犯踌躇。还是旁听生机灵，他张口便说：“你可以讲讲怎样提高英语水平嘛。”

　　贝淡宁笑了。“我对此一无所知呀！你知道我从小说英语，这对中国学生有什么借鉴意义呢？”

　　旁听生为他鼓劲：“别推辞了，你是大教授，肯定有可讲的。说定了，我明天来接你。”

　　无论对贝淡宁还是对中央党校来说，这都是一次陌生的体验：贝淡宁对校园和学校的历史感兴趣。他遇到几个说藏语的女孩，并吃惊地得知她们未来很可能是西藏的高级干部；而当他在学生食堂排队时，学生们看着他的表情“既好奇又可笑”。

　　演讲的题目当然不是贝淡宁熟悉的政治哲学，而是如何学习英语。“我讲的其实是我学习汉语的经验”。贝淡宁眼睛里闪过一丝笑容，有点像小孩子般得意。有个女孩子问他如何尽快提高英语水平？他当即告诉台下，你们可以找个说英语的男朋友或者女朋友。“我就是在认识我太太后，开始学习中文的，她给了我很多帮助。但是我不知道，向我提问的女孩子，当时她的男友其实就坐在她身边。”

　　有学生问，在英语学习方面，是应该听BBC还是VOA？贝淡宁回答：VOA是美国政府的宣传工具，因此听BBC可能更好些。台下很多人忍不住笑起来，“没想到，一个老外居然也会这么说话。”

　　据中央党校的学生回忆，那天的气氛“相当幽默”。有人顺带还提问了有关社群主义的问题。“事实上，除了校门口有警卫站岗，我们和别的学校也没什么区别。”中央党校的一位学生说，“其实我们的课堂讨论相当活跃，学生们兴趣广泛，阅读英文书籍。可能只有在贝淡宁教授的眼睛里，中央党校还笼罩着一种神秘的色彩吧。或许这也是他总把来中央党校做讲座当作一件光荣的事到处讲的原因。”

　　事实上，彼此间的确存在着某种隔膜：当贝淡宁听说中央党校有教授阅读过他的《东方遭遇西方》一书时，他当时表现得很吃惊。

　　演讲结束后，还有几个女生留下来继续讨论。有个学生打趣地问他，是否应当出国找个说英语的男人以后就不再回来了。贝淡宁当即回答：“找个说英语的男人容易，然后带他一起回到中国来，就像我的情况一样。”

　　在场的人都哄堂大笑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