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人民日报》发表钟轩理的署名文章《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文中指出，要“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坚持各种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公平”。

　　实际上，上述观点的原始出处，来自为研究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和规范收入分配秩序而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5月26日新华社所播发的会议报道中，即有与上述文字一致的完整表述。可见，改革分配制度、规范分配秩序、调整收入结构，不但已经进入党和政府的核心议事日程，而且上述文字所阐述的精神，将成为相当一段时期内，指导分配制度改革、调整收入结构的基本原则。

　　有学者指出，无论以何种标准衡量，我国目前的收入差距都严重偏大，甚至已经接近或达到世界公认的风险水平。同时根据国际经验，在人均GDP达到1000至3000美元的发展阶段，为社会风险的高发时期，而我国目前正处在这样的阶段。虽然外国经验不足以完全解释中国现实，中国已经在连续20多年的高速增长中，在13亿人口的基数上，走到了人均GDP1700美元的高点，创造了“国际经验”中从未出现过的奇迹。但观察我们周边的现实，分配制度的不合理、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确实造成了诸多社会矛盾，已经到了需要尽快解决的迫切时刻。

　　观察收入结构的失衡，或收入差距的过大，往往有多种不同的角度，如地区差距、城乡差距、贫富差距，或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距、垄断行业与竞争行业的差距、公务员群体与一般劳动者的差距等等。但综合考察各种形式的差距，都可以归结于不同生产要素在参与分配过程中所占有的权重所导致。因此，改革分配制度的核心，就是如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人民日报》文章所指出的，坚持各种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并使其参与方式更趋合理。在此基础上，才能形成相对合理的分配制度和分配结构。

　　改革开放前，由于对“按劳分配”原则的僵化理解，生产过程中的劳动力要素被过分突出，并被人为扭曲为以单一的劳动时间为衡量标准，于是导致绝对平均化的分配制度，阻断了其他要素的合理配置，并最终窒息了经济发展的活力。而改革开放中的市场经济取向，初步实现了包括劳动力在内的生产要素的市场化配置，随之而来的则是劳动和劳动者在分配过程中的权重被稀释，而且由于资本、技术的相对稀缺，和对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片面认识，劳动者在分配过程中更处于无权“叫价”的边缘地位。加之没有受到有效约束的行政权力直接介入经济活动，权力也常常作为一种“要素”加入到分配过程之中，瓜分国有资产和设立行政垄断，都可视为权力要素介入分配过程的具体形式。

　　因此，改革现有分配制度，并不能像有些论者所提出的那样，单纯以“加速和完善市场化”而可以得到解决。有效约束行政权力，将“权力要素”逐出经济活动和分配过程，也是实现公平分配的必须手段。同时，在资本、技术相对稀缺，劳动力供给相对过剩的局面并无改观的现实下，进一步加速市场化的分配制度，反而会继续强化劳动者在分配过程中的弱势地位。以各种政策手段调整、提升劳动要素在分配过程中的权重，应是改革分配制度的当务之急。

　　这一调整一定是复杂而艰难的。它不但必然面临已经初步形成的分配制度和分配格局的阻力，而且极易被攻击为不符合市场经济原则的反市场行为。但中国的现实是，劳动力要素的供给基本恒定，而其他要素的供给却受到严格的约束，劳动力与其他要素的贡献，很难在完全市场化的标准下，得出对劳动者有利的评估。如果不与“资本为王”的市场价值做一点较量，劳动者的权益恐怕很难得到切实保障。

　　日前，《人民日报》发表钟轩理的署名文章《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文中指出，要“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坚持各种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公平”。

　　实际上，上述观点的原始出处，来自为研究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和规范收入分配秩序而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5月26日新华社所播发的会议报道中，即有与上述文字一致的完整表述。可见，改革分配制度、规范分配秩序、调整收入结构，不但已经进入党和政府的核心议事日程，而且上述文字所阐述的精神，将成为相当一段时期内，指导分配制度改革、调整收入结构的基本原则。

　　有学者指出，无论以何种标准衡量，我国目前的收入差距都严重偏大，甚至已经接近或达到世界公认的风险水平。同时根据国际经验，在人均GDP达到1000至3000美元的发展阶段，为社会风险的高发时期，而我国目前正处在这样的阶段。虽然外国经验不足以完全解释中国现实，中国已经在连续20多年的高速增长中，在13亿人口的基数上，走到了人均GDP1700美元的高点，创造了“国际经验”中从未出现过的奇迹。但观察我们周边的现实，分配制度的不合理、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确实造成了诸多社会矛盾，已经到了需要尽快解决的迫切时刻。

　　观察收入结构的失衡，或收入差距的过大，往往有多种不同的角度，如地区差距、城乡差距、贫富差距，或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距、垄断行业与竞争行业的差距、公务员群体与一般劳动者的差距等等。但综合考察各种形式的差距，都可以归结于不同生产要素在参与分配过程中所占有的权重所导致。因此，改革分配制度的核心，就是如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人民日报》文章所指出的，坚持各种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并使其参与方式更趋合理。在此基础上，才能形成相对合理的分配制度和分配结构。

　　改革开放前，由于对“按劳分配”原则的僵化理解，生产过程中的劳动力要素被过分突出，并被人为扭曲为以单一的劳动时间为衡量标准，于是导致绝对平均化的分配制度，阻断了其他要素的合理配置，并最终窒息了经济发展的活力。而改革开放中的市场经济取向，初步实现了包括劳动力在内的生产要素的市场化配置，随之而来的则是劳动和劳动者在分配过程中的权重被稀释，而且由于资本、技术的相对稀缺，和对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片面认识，劳动者在分配过程中更处于无权“叫价”的边缘地位。加之没有受到有效约束的行政权力直接介入经济活动，权力也常常作为一种“要素”加入到分配过程之中，瓜分国有资产和设立行政垄断，都可视为权力要素介入分配过程的具体形式。

　　因此，改革现有分配制度，并不能像有些论者所提出的那样，单纯以“加速和完善市场化”而可以得到解决。有效约束行政权力，将“权力要素”逐出经济活动和分配过程，也是实现公平分配的必须手段。同时，在资本、技术相对稀缺，劳动力供给相对过剩的局面并无改观的现实下，进一步加速市场化的分配制度，反而会继续强化劳动者在分配过程中的弱势地位。以各种政策手段调整、提升劳动要素在分配过程中的权重，应是改革分配制度的当务之急。

　　这一调整一定是复杂而艰难的。它不但必然面临已经初步形成的分配制度和分配格局的阻力，而且极易被攻击为不符合市场经济原则的反市场行为。但中国的现实是，劳动力要素的供给基本恒定，而其他要素的供给却受到严格的约束，劳动力与其他要素的贡献，很难在完全市场化的标准下，得出对劳动者有利的评估。如果不与“资本为王”的市场价值做一点较量，劳动者的权益恐怕很难得到切实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