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日寇入侵东北，中华民族命运垂危之际，中国画处境也奄奄一息。多数中国画画家借机营名营利，或以之作为结识达官显要的手段，或靠商品画谋生。这时北方青年画家赵望云闯入画坛。他以天津《大公报》记者身份在河北省境内旅行写生，每天在报上发表作品一幅，题材都是北方农村寻常百姓生活。不论当时毁誉，这在中国美术史上是件新鲜事。

　　抗日战争后期，赵望云先生由四川到达西北，直到全国解放，定居西安。其与延安来的画家石鲁等人，不断深入生活，钻研中国画笔墨，画出了一批既有传统又有新意的新国画，于1960年以陕西美协名义在北京举办首次中国画展，令人耳目一新，不但有民族特色，又富地方气息。“长安画派”以此成为新中国画坛的一支生力军。同时，也培养了第二梯队，望云先生的学生中后来有黄胄、方济众、徐庶之等，都是为社会所熟知的著名画家。

　　“长安画派”的口号是“一手伸向传统，一手伸向生活”。但望云、石鲁两位过早辞世，第二代方济众也英年早逝，其他健将纷纷离开古城。一个画派的形成与发展必须有开拓者披荆斩棘和后继者的共同努力。

　　“长安画派”的成就，有待史论家评估，我作为一个国画作者，感到这一画派还有待继承与发展。

　　赵振川自幼追随其父，没有间断过笔墨的锤炼。多年前艺术面貌还离不开父亲的影响，近年来逐渐发生变化，目前已“人到中年”，个人风格开始形成，与父亲拉开了距离。我认为艺术的变，是经过渐变到突变，这是艺术发展的正常规律。一日数变，不是无知，便是骗子，很少这样的“天才”。举世公认的善变大师毕加索，从古典主义到印象主义、立体主义，是经过了艰苦努力，甚至经过一定痛苦过程的。赵振川的山水画，比之两年前的作品，有很大的提高。他是流过汗水有过思考的。

　　他的山水最大成就是有地方特色，题材多数是大西北，选材新，而又与传统笔墨结合起来。我欣赏他的小品笔墨，尤其是西北雪景，十分率真，十分生动。

　　他有掌握大构图的气势，如《戈壁春居》那幅表现吐鲁番地貌气象的作品，古人无此皴法。几年来赵振川不断地在下面跑，深入生活，完成了大批量的作品。

　　赵振川艺术上也很虚心，能及时关注同时代作者的成就，广泛吸收“长安画派”之外的长处。有的同行评论赵振川的画有各方面的影响。我以为这不足虑，吸收他人的东西需要一个融汇的过程。

　　也有同行认为，笔墨上细部锤炼得不够，我也以为，这尤其需要时间与一定过程，中国画家无不大器晚成，衰年变法，倘过早成熟或定型，于未来发展可能反而不利。

　　统观赵振川目前的山水画作品，小品笔墨可取，大构图魄力雄强，比老一辈有所出新。我为“长安画派”后断有人称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