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9日晚9时许，一名自称姓肖的贵州男子冒雨赶到泉州市公安局浮桥派出所。他说，当晚7时，他独自到南安大霞美四黄村公路旁准备嫖娼，进入房间后，那名卖淫女忽然跪地称他大哥，求他捎出口信向警方求救。这个卖淫女模样像小女孩，说她每天要接客二三十人，实在受不了；还说她原在广东打工，是被人骗来泉州，惨遭轮奸，然后被迫每天卖淫。听完她的哭诉，他交了50元嫖资后，便匆匆赶来报警。随后，民警根据这位“嫖客”提供的情况，出警打掉了那个淫窝，不费吹灰之力破获了一个大案。（5月31日《海峡都市报》）

　　这一新闻事件，引发我对见义勇为奖励制度的思考。这里提出“污点义士”概念，并就公众和有关部门应该怎样对待“污点义士”的问题谈谈看法。

　　仅就这件事的具体过程而论，这位报警的肖某并不是“嫖客”。他自己承认是去嫖娼的，但实际上并没有嫖娼行为发生，应该说明，认定某人一个“污点事实”，仅凭动机是不成立的。不过，在此文中，我们可以不纠正记者和警察对他“嫖客”身份的认定，姑且就当他是“嫖娼嫌疑人”来议论，这便于探讨问题，而对具体人物并无实际影响。

　　嫖娼的“不良动机”，使他见证了恶行，在他“大德健全”的条件下，这“不良动机”反而成了揭露罪恶、救人出火坑的机会。这是一桩“见义勇为”的事迹，这种“义举”，不能因报案人有嫖娼企图而被轻看，更不能因此义举而给这种见义勇为者带来名誉和利益的损失。

　　而现在的情况是，我们社会对“污点义士”的见义勇为事迹，还习惯性地不加承认，更谈不上奖励了。

　　首先要有承认“污点义士”也是义士的观念，然后应根据事实情节和社会效益进行奖励，而不是将“污点义士”排除在奖励范围之外。我国各地区一般都制定了见义勇为的奖励制度，从“见义勇为标准”看，这位“嫖客”的事迹无疑是符合标准的，属于“同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斗争”；“同正在实施的侵犯国家利益、集体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斗争”；“协助公安机关抓获犯罪嫌疑人”；“在他人遇险时，救死扶伤”……既然如此，如果不奖励就是违反见义勇为奖励制度的。

　　客观进行道德评价，这名“嫖客”道德水平也不低。这样的举报，是要冒较大风险的。经验告诉人们，敢于如此胡作非为的“经营场所”，多与黑恶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有更大势力的“保护伞”在后面撑着也是平常现象。这件事中的受害人和报案人没有感情或其他私人密切关系。作为一个“嫖客”，为与自己无关的受害人挺身而出，表明他不仅有维护正义、保护弱小的道德勇气，还有打消虚荣、甘当名誉和经济损失的“损己利人”的精神品质。至于“嫖娼动机”的污点，其实是常人之态罢了。我国历史上素有“高人”嫖妓为风流、“低人”嫖妓为龌龊的“文化传统”，到我们这个时候，也该摈弃这个双重道德标准了。“污点人士”往往更多地具备“见义勇为”的机会。许多罪恶，只有进入事态者、涉身其中者才能知觉、举报。对“污点义士”和“正统义士”的奖励一视同仁，客观上对揭露黑幕、打击犯罪价值很大，一位污点义士的作用，往往超过一大群司法人员的贡献。从技术上分析，奖励“污点义士”为低成本、高效率之举。

　　认定见义勇为人士是个重要工作，对义士们及其家庭的意义很具体。在规定中，见义勇为人员的待遇是相当好的，如“同等条件下，享有就业、升学、入伍等方面的优先待遇”等等，经济上的奖励，近年也增加较多。“污点义士”没有拒绝奖励的理由，接受奖励是他们不容剥夺的权利。由于这种情况的奖励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对“污点义士”的奖励应由国家部门主动提出和实施，在申报和宣传中，需要考虑处处维护他们的隐私，尊重他们的意愿和名誉。

　　(黎明 都市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