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董艳春“满怀天使的善良，迈进不同的国门，驱走无情的病魔，让所有的渴望不再呻吟。我们是中国的医疗队，我们是中国的白求恩。风雨挡不住跋涉的脚步，一个脚印就是一颗中国心……”一曲《中国医疗队之歌》，是黑龙江省援非医疗队员们的原创作品，激情洋溢，豪情满怀，诠释着中国“白求恩”们对非洲人民无私神圣的国际主义援助精神。

　　38年中，黑龙江省共派出援助非洲毛里塔尼亚医疗队员1000余人次，治疗非洲居民近百万人次。第27批援非医疗队现正整装待发，其中一半以上是哈尔滨人。今年5月，黑龙江省医疗队员接受了中央电视台的采访，将于今年中非峰会期间播出。连日来，记者采访了这些曾经走进和将要走进非洲撒哈拉沙漠的中国“白求恩”们。

　　尘封故事，在第三批老队员口中揭开

　　今年77岁的杨凤才医生，是记者连日来“挖掘”到的资历最老的队员。1970年—1972年，他曾作为黑龙江省第三批援非医疗队员远赴毛里塔尼亚，也是黑龙江省第27批援非医疗队总队长杨森的父亲。在记者的一再追问下，杨老先生娓娓道出自己在非洲鲜为人知的往事。

　　1970年春天，克东县人民医院。外科医生杨凤才突然被院卫生科长叫了出来，科长一直开车把他拉到几十公里外的山路上。到了这里科长才说：“这事得保密，有个任务让你去执行。国家要派医疗队到毛里塔尼亚，咱们医院决定派你去。”“我是共产党员，让我去就去呗。但家里太困难，上有老下有小，最小的才4岁……”经过片刻的犹豫，杨医生还是服从了组织安排。

　　经过组织对杨医生的身份、家庭情况的调查，6月20日，援非医疗队正式出发。尽管对毛里塔尼亚的恶劣环境早有心理准备，但一下飞机，一些女队员还是哭了。沙漠之国果然名不虚传，风沙刮得人睁不开眼，四十多摄氏度的气温灼得皮肤发烫。当地人都住在帐篷里，而沙漠中的几间小木屋就是中国医疗队的驻地。沙漠里没有电，医疗队带来的发电机只能用于X光机等医疗设备的用电，夜间医疗队员们在外面搭张床，一是省电，二是凉快。

　　36年前，父亲差点“埋”在撒哈拉，如今儿子继续援非

　　“在那里，我们的手术基本就没停过。”杨医生回忆，每天还没上班，当地的非洲居民就在医疗点外排上长队，赶上疟疾、霍乱暴发时，竟有100多人。中国医疗队为非洲居民的治疗都是免费的。人们在三毛的小说中读到的撒哈拉沙漠可能还带着点儿诗意和浪漫，但在医疗队员们眼中，看到更多的是极度贫困所带来的疾病缠身，杨医生所在的基法地区更是毛里塔尼亚最贫困的地区之一。

　　杨医生回忆，让他三十多年来记忆犹新的是抢救一位肠梗阻患者。

　　一天下午，忙完了医疗点的所有工作，大部分医疗队员都赶往首都开会，医疗点只剩下杨医生、褚景琴护士。这时，一名30多岁的黑人妇女捂着下腹、踉踉跄跄地走进了木屋。经杨医生检查发现，她得的是急性肠梗阻，需要马上做手术，否则性命难保。杨医生决定马上手术，平时四五个医护人员做的手术两个人就完成了，手术中，他们忍住扑面而来的腐烂的气味，切下了一米多长的已变黑的肠子。术后，为进一步观察病情，杨医生三天三夜没合眼，当患者能吃东西时，他又为患者端上米汤。这位黑人妇女康复后，非要一个碗当“嘎多”（法语：纪念品）。

　　不久，不知是因为工作劳累，还是水土不服，杨医生突患怪病，肝、肾、心脏都严重恶化，不断呕吐，连水都喝不了，经常陷入昏迷。医疗队所有医生都使出浑身解数，但医疗设备简陋，一直没查出来病因。他在一次醒来时告诉同伴们：“我不行那天，就把我埋在沙漠里，回去告诉我的家人一声就行。我还剩100多元生活费放在箱子里，帮我交党费。”同伴们偷偷地流泪。一个多月后，杨凤才的病奇迹般地好了。杨医生称，这可能是上天再让自己多为非洲人民治病吧。

　　今年年初，儿子杨森告诉父亲，自己也要去援非，父亲回答：“去吧，好好干。不用惦记我，家里儿女还一帮呢。”

　　夫妻队员，接力难舍援非梦

　　本次援非医疗队中有两位男队员，虽然都是第一次赴毛塔，但他们对这个国家却并不陌生，因为他们的妻子都是医疗队的老队员。有了妻子作为老队员的谆谆“指导”，隋伟东、徐国强两名男子汉心里有了吃苦的准备。

　　隋伟东是医疗队的厨师，他的爱人张丽是麻醉师，曾是第25批援非医疗队员。2002年张丽出发时，他们的孩子才5岁。张丽忘不了，下了飞机，他们坐着雇来的汽车，赶赴位于基利巴尔的一个医疗点，恰逢雨季，半路遇上山洪，汽车陷入大水中，队员们从车窗钻出来爬上车顶，水迅速地漫上来，马上就要将车淹没，队员们忍不住抱在一起痛哭，没想到会“出师未捷身先死”。千钧一发之时，一辆过路的大卡车救了20多名队员。

　　哈医大四院内科医生徐国强的妻子易志宏，作为省医院派出的中医大夫，曾于2000年作为第24批队员赴毛塔，被当地称为“中国神针”。两年间，她用针灸、按摩治好了上千名患者，而自己却累得几乎“脱相”了。

　　尽管他们尝尽了与妻子的离愁别绪，在妻子回来后也得悉了援非任务的艰巨，但一种无法割舍的神圣使命感，一种不让人生留缺憾的理想，让他们决定踏着妻子的轨迹上路。

　　艾滋病毒，医疗队员最大的威胁

　　“毛塔的馒头一半黑一半白。”老队员们这样形容当地极猖獗的苍蝇，意思是吃馒头，一半在盘子里是黑的，上面全是苍蝇，掰下的另一半是白的，因为苍蝇飞走了。然而，让医疗队员们时时担忧的不是黑乎乎一片的苍蝇，也不是随时钻进屋里的蛇，而是当地发病率极高的艾滋病和疟疾，到过塞巴的队员，如果没得过疟疾，那简直是个奇迹，有的队员甚至得过两次。而艾滋病，更是每天都有医源性感染的可能。

　　外科大夫李伟安和妇产科大夫蔡雁都是新队员，他们不断从老队员们那里请教“防艾”招数。据老队员们介绍，外科和妇产科在毛塔接收的患者是最多的，而手术是与艾滋病毒进行“零距离”的危险接触。在给艾滋病人和艾滋病毒感染者进行手术的过程中，医生们每一次手破个口，病人的血液、羊水都会将艾滋病毒传染给医生。

　　在国内的大医院，手术前都会为病人进行艾滋病毒检测，但在非洲没有这样的条件。老队员们的经验是：将每个来就诊的患者都当感染者谨慎对待，手术中戴双层手套，以防缝合时被线勒破，在缝合中减慢节奏，以防不小心手套被针扎破，而能用器械吻合的尽量不用手缝。由于措施得当，黑龙江省医疗队员38年无一人感染艾滋病。

　　心理培训，援非医疗队员新一课

　　今年，我国首次对援非医疗队员进行了心理培训。省卫生厅外事处董滨处长曾4次以翻译和总队长的身份参与援非行动。据他讲，毛塔的官方语言是法语，通用语言是阿拉伯语。由于语言不通和外事纪律的要求，两年之间，队员们最大的困难是常人难以想象的孤独寂寞。

　　董滨回忆，他第一次援非是在1979年，晚上没有电，他们便躺在外面数星星和流星，看似浪漫，其实是以此打发孤寂。在远离亲人的寂寞中，人的情绪会很反常，不稳定。董滨举了个例子，比如说吃饭时每个人一个鸡蛋，但有人会比来比去，如果自己拿到小的就很抑郁，或很暴躁。在以前派出的医疗队中，曾有人因忍受不了郁闷而产生精神疾病，被中途召回。因此，心理培训成了今年这批医疗队的重要一课，要求队员有团队意识，不合群、性格内向的人不适合担任援非任务。

　　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加拿大白求恩医生远赴中国，为中国人民解除病痛，几十年后，中国医生赶赴更加贫困的非洲，承续起治病救人的援助精神，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国际主义战士。

　　－－稿件来自《新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