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老字号源远流长。上海开埠以后，1662年创建于苏州的雷允上，1663年创建于杭州的张小泉就将商业企业搬迁到上海。而在上海土生土长的王宝和酒店，创建于1744年。到了上世纪初叶，上海老字号林立，业绩显赫，比如中药业的蔡同德、徐重道、余天成、童涵春；饮食业中的老半斋、杏花楼、德兴馆、老正兴；比如制笔业中的绿宝、关勒铭；再比如兰棠、博步、朋街、老妙香、裘天宝、培罗蒙、盛锡福……这么多家的老字号，大多数比恒源祥的历史还要悠久绵长。但时至今日，有的早已成为过眼烟云，仅留在文人骚客封尘的记忆之中；有的尚在苟延残喘；自然也有的被后人拾起，发扬光大，勃发出无穷无尽的活力。据有关方面统计，但凡有50年历史以上的所谓老字号，不论是在中国其他地方（主要集中在天津）或是在上海，百分之七十已经泯灭；百分之二十尚生存着，但情况不佳；真正在改革开放年代重新焕发生机、无论是资产规模还是社会影响能够超过以往历史的，仅占百分之十！

　　让我们还是回到恒源祥，回到刘瑞旗。

　　在中国，一个企业的成长与发展往往是与第一把手的能力性格，与第一把手的魄力意识是密不可分的。旧社会是如此，改革开放以后的新社会也是这样。

　　中国有一句古话：艰难困苦，玉汝于成。这是一个颠扑不破的道理。一个真正大有作为的人，必定要经过贫穷、苦难、反复挫折的磨炼。

　　1958年，刘瑞旗降生在上海一个穷苦的城市贫民家庭里。他的父亲刘宏祥早年在河南老家被国民党军队抓了壮丁。他吃尽千辛万苦从旧军队里逃了出来，一路流浪，到了上海，在黄浦江畔一个煤炭装卸码头里当了一个挑煤工。看过京剧或电影《海港》的人都晓得，这是一个何等危险而又辛苦的工作，说得白一点就是一个苦力，靠搏命、靠力气挣几个血汗钱。不幸的是他20岁那年，由于喝了不干净的冷水得了伤寒——命运竟有如此奇怪的地方，当年沈莱舟的父亲也是得了伤寒而丧命的。但刘宏祥的命运似乎比沈莱舟的父亲沈绥之要稍稍幸运一点，或许讲是更为痛苦。他没有死，但却发烧烧坏了神经，听得见，但不会说话，只会咿咿呀呀非常吃力地吐出几个音节。刘瑞旗出生以后，一直到父亲2003年去世，都没有听到父亲稍微完整地说过一句话。这对他来讲是一个极为沉重的打击：真可谓“内心的痛苦无法叙说”。解放以后，走“过山跳”、扛大煤筐这样危险的行当一去不复返了。刘宏祥进了煤球厂，当了一名工人，不幸的是晚年还被冲床冲去了一个手指。刘宏祥没有文化，只会写自己的名字，但他对自己的子女却寄予厚望，再穷再苦也要让他们读书——这是刘瑞旗终生感激父亲的。刘宏祥待人热心豪爽，非常肯干，退休了还闲不住，帮别人修自行车……一直到刘瑞旗当了集团的老总，有了钱，让他在家里享清福，但他依然闲不住，邻居有什么事要帮忙，都能看到他苍老的身影。刘瑞旗回忆起自己的父亲，不无感慨：父亲正是以自己一个劳动人民朴实的品格，潜移默化地教会了我要怎样做人。

　　刘瑞旗的母亲王秀英也出身农村，8岁就跟随父亲逃难到了上海，在上海摆一个小菜摊安身立命。但不幸的是不久后她的父亲便撒手人寰，留下了二女一男三个孩子。王秀英是长女，很小便挑起了养活弟妹的担子，女大当嫁，于是便由亲戚介绍，嫁给了同样贫穷但心肠甚好的刘宏祥。此时上海已经解放，但许多劳动人民的生活依然相当清苦，生第一胎时，为了省些钱，王秀英是挺着大肚子回到河南老家去生产的，结果生下的是颇为罕见的龙凤胎，但由于乡下条件有限，女孩活下来了，就是刘瑞旗的姐姐，而男孩却不幸夭折了。

　　（第四十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