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武岩生有这样一句话，“能力越大责任就越大”。孙殿起、陈济川等古旧书业巨贾，对于我国古旧书籍乃至文化的传续贡献，都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如果说，我们要品评冀商这一群体的特点，诸多的“孙殿起”身上的博闻强记、亦文亦商，应该算是冀商群体非常独特的一面。

　　人物小传

　　孙殿起其人其事

　　孙殿起(1894～1958)，字耀卿，号贸翁，河北冀县(今冀州市)人。孙殿起10岁始入私塾读书，14岁时辍学到北京学商，先后在琉璃厂宏京堂、鸿宝阁、会文斋书铺当学徒、店伙、司账共11年；25岁起，和书友伦明合资开设通学斋古书铺，自任经理。1956年1月公私合营后参加北京中国书店工作。1958年7月因病逝世，终年64岁。孙殿起一生著有《贩书偶记》、《贩书偶记续编》、《丛书目录拾遗》、《琉璃厂小志》等著述，先后已印行多次，为我国文化教育界、新闻出版界、图书馆、博物馆界的教学和研究工作留下了一批宝贵的参考资料。

　　史料

　　文化名人评价孙殿起

　　北京大学教授伦明曾在给孙殿起所著《丛书目录拾遗》序言中写道：“吾友孙殿起，商而士者也。余来京师游海王村遇肆中人，见其语言举止异乎他人商肆，且异乎他地之书肆，意更迓之……。君博览而强记，其博览也，能详人所略。君于版本外尤留意近代汉宋学之渊源，诗古诗辞之流别，了晰于胸。随得一书，即能别其优劣。其强记也，举一事证之。君尝窥我架上书，凡某类缺某种，某种缺某卷，某卷缺某页。默记之，久之又久，一一为我弥补，按之无爽，即此可知。君最勤析疑辨异，恒至午夜，饥忘食，倦忘息……君心又最细，每校书一点一画，不肯忽视。……平生所寓目，皆有记录，积稿厚逾尺。余阅其书，叹其包举巨细，依类排比之中自有胆，今之言目录者，未有如君者也。”文化部原副部长，我国著名文学家、史学家郑振铎在《求书目录》(见《西蹄书话》第566页)中写道：“傍晚，过中国书店(在上海)遇平贾孙殿起。孙即编《贩书偶记》者，为书友中之翘楚。彼专搜清人诗文集及单行著作之冷僻者，颇有眼光，见闻亦广，谈甚畅。七时许，在暮色苍茫中，抱所得书及印样一包归。”

　　学徒偷艺

　　少年的孙殿起，正值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前后。为了生计，孙殿起经其父亲的友人介绍，从河北冀县(今冀州市)乡下来到北京琉璃厂宏京堂古书铺拜该店老板为师，开始了学徒生活。在别人看来，这是一份枯燥无趣的工作，可是他一进书铺就爱上了古书。然而，我国历史悠久古籍很多，要想全面了解和掌握几万种古典文献的著述、收藏、流传、存佚等情况，做好古旧书刊收售生意并非易事，尤其对于孙殿起这个来自农村的少年，困难是可想而知的。好学的孙殿起在艰苦而紧张的学徒生活中，早起晚睡，从不偷闲，每天要劳动十七八个小时，要在完成了给业主和师兄们盛饭、洗碗、扫地、擦桌、端水倒茶和接待顾客等任务之后，才能忙中抽闲，来到书架前和库房里强背硬记古书业务知识。当时北京古旧书铺都以“五首”、“六艺”作为古书的序号和册号，以“宫、商、角、徵、羽”代一至五，什么天干地支、元亨利贞、阴阳五行，“东壁图书府、西园墨翰林”都是书卷、书柜、排列的次第名号。九通、十三经、二十四史等书名顺序，当学徒的要会背诵。什么书放在什么位置，读者找书，同业配书，店伙要手到书来。但是当时书铺老板是没有几个肯真心实意教学徒的。学徒要想学点手艺，全凭自己的死记、硬背、多看、勤问以及偷学、偷听、偷记。当顾客与业主或师兄们谈生意时，孙殿起就留心听、用心记，久而久之，对于这些看似复杂的行内知识，孙殿起已经得心应手了。

　　慧眼识书

　　孙殿起19岁那一年，他在鸿宝阁古书铺任司账。偶然的机会，该店经理崔蔚元以4块银洋购得明刊本《盛明杂剧》初集一部，某日一位顾客看到这本书问多少钱，崔蔚元说8元。孙殿起在一旁心中不安，好在这位顾客最后没有买走这本书，顾客走后他对经理说：“你对该书价值未免看得太轻，要是卖给其他书店，可加价数倍。”崔经理欣然同意，然后书被带到另一家书店，最终以40元的价格成交。后来孙殿起听说这本书最后被一位贵州人以百元高价购走。这个小故事足见孙殿起对古书价格、品位、行情已经了如指掌了。由于他勤奋好学，并有所成，书铺老板对他非常器重，当时在北京私营古旧书业中店伙月薪最高没有超过3元的，而孙殿起月薪却达到了6元。在50年漫长的经营图书生活中，孙殿起充分发挥了他的古籍版本知识和目录学知识。借助于精、俭、勤、恒的经营作风，利用其与文化学术界知名人士交往甚密，和在全国古旧书业同行中信誉与声望较高的优势迅速发展业务。在1925～1935年通学斋古书铺全盛时期，每年平均收售古旧书籍一至二万部册，总价大洋三至四万元。店员也从原来的七八人增加到十三四人。孙殿起不仅在北京古书同业中想方设法挖掘和调剂古书书源，还经常南下广东、湖南、福建、浙江、江苏、安徽、上海、山东、河北、山西、天津等地，从古书同业中大量收购古籍文献。这种经营活动使他的事业蒸蒸日上，客观上也对我国珍善本古籍起到了抢救、保护作用。1952年8月的一天，孙殿起在一个旧货市场看到一套卷数不全的明末梅里朱所撰的《为可堂初集》。该书极为罕见，但可惜的是书摊上仅存卷八至五十四卷。第二天早上再去，却见同书前一至七卷，昨见八至五十四卷已不见。孙殿起后来辗转得知，这些书已经卖给一个猪肉铺，孙殿起赶到时猪肉铺主人正将该书末册书皮拆下，准备包猪肉，孙殿起赶紧买回来，使这部书免遭厄运。

　　著书立说

　　孙殿起既对业务知识有很好的传承，也善于总结形成文字。孙殿起经商也许不是最出色的，但是他最杰出的成就就是集结了他50年心血写就的几部书。在50多年的经营中，孙殿起对目睹经手的几万种古籍的名称、刻印年月、作者姓名、籍贯、原书目录、版本卷数等一一详细记载，先后于1934年和1936年整理编成了《丛书目录拾遗》12卷，《贩书偶记》20卷。这两部书在我国的目录学中，可以说具有相当的高度。有学者认为，《贩书偶记》如同《汉书·艺文志》相当于汉代的一部图书总目一样，它基本上是一部清代的图书总目，收集了清代著作单行本以及宋、元、明代的罕见本共1.7万多种，是对《四库全书总目》一个重要的补充，并由此成为国内外广大专家学者，对我国古籍校勘学、版本学、目录学进行教学和研究工作的重要参考资料。即便在弥离之际，已经不能写作的孙殿起仍然坚持让其甥雷梦水记其口述《庚午南游记》、《记藏书家伦哲如先生》等文，临终还把家人叫到床前，语重心长地说：“一生心血尽在其中，如不能问世，则死不瞑目。”孙殿起一生正直务实，勤奋好学。在我国私营古旧书刊经营方面中有诸多建树，在中国学术界占有一席之地。

　　记者手记

　　冀商的“孙殿起”品质

　　为什么追忆孙殿起？

　　1958年1月的一天，北京一位老人因病半身不遂，说话困难，渐至昏迷，屡出呓语。一晚，老人的手臂不时伸出被外，手指捻捻不息，守候在床前的家人连忙问老人有什么事，老人平静地答道：“我在写稿。”一句话让陪在床边的家人唏嘘不已又一日夜间，老人的病症似乎更加严重了，言语困难。家人随便从书架上取了古书一册，展开封面，凑到老人眼前，问道：“还知道这是什么书吗”？老人含笑而答：《明夷待访录》。虽其舌根发僵，但字音尚清。家人又问此书为何人所著，答曰“清初余姚人黄宗羲”。其热爱古籍，勤奋好学，并为之毕生奋斗之志溢于言表。这位以书为友、爱书如痴的老人就是孙殿起。50年坎坷的经营图书生涯，孙殿起从一个只读过三年私塾，文化水平很低，基础知识贫乏的农村穷苦孩子，锻炼成为一个在国内外享有一定名望的我国近现代的古籍版本、目录学家和古旧书业经营家。他为抢救、保护、刊行我国古旧书刊，向社会各界发行古旧图书资料做出了重要贡献。

　　冀商中有很多“孙殿起”

　　出身贫苦、自学成才、学徒出身，这几乎是所采访到的冀商所共有的特点，尤其在北京琉璃厂经营文化产业的冀商，这样的特点更加突出，如孙殿起一般，博闻强记、勤奋好学、著作等身。可以说他们的钻研学术，是为了更好地经营自己的生意，而他们的生意经营得好了，在客观上也完成了对我国的古旧书搜集整理和传承。有句话说，“能力越大责任就越大”。孙殿起、陈济川等古旧书业巨贾，对于我国古旧书籍乃至文化的传续贡献，都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孙殿起所著《贩书偶记》，学界认为可以作为《四库全书总目》的补充，足可见对其评价之高，他还曾挽救了险些被拿去包肉的《为可堂初集》。而陈济川则将五两黄金买来的《忠义水浒传》，无偿捐赠给北京图书馆。由此可见，这些冀商潜意识中的亦商亦文的情怀，“儒商”二字对他们来讲是当之无愧的。如果说，我们要品评冀商这一群体的特点，诸多的“孙殿起”身上的博闻强记、亦文亦商，应该算是冀商群体非常独特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