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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焯芬近影 王明峰摄
6月7日上午9时许，京西宾馆三楼第四会议室，中国工程院能源与矿业工程学部常委会换届选举会在此举行。会议间隙，李焯芬院士欣然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
毅然选择返回香港
“我在加拿大工作有20年。那时，就看过《人民日报海外版》。”李院士走出会议室，边走边说。一句话拉近了与记者的距离感。
在旁边一间不大的电话间，李院士告诉记者：“我从事的是与水利和能源有关的工作。具体而言，就是研究和论证拦河大坝的地质条件，保证坝基的稳固和大坝的不渗漏，以及边坡的稳定。”一席话语令我们的话题转移到“三峡大坝”上。“在三峡大坝建设中，我前前后后也做了有20年。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参与了可行性论证。这几年主要做水库边坡的安全评估，滑坡防治……”
李焯芬籍贯广东中山。在香港大学完成土木及岩土工程本科和硕士课程，在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获岩土工程博士学位，之后在加拿大参与并主持了多座大型火电站、水电站和核电站的地质论证、环境评估和土建工程，为解决复杂地质条件下建设大型工程的安全问题做出了突出成就。1994年，他回到阔别20多年的母校，担任香港大学土木工程系主任兼副校长。
在谈到回香港的选择时，李焯芬表示，理由很简单，就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于祖国。他说：“从香港回内地比起飞越太平洋，要便利得多。”此话题令李院士想起“二滩”的事。由世界银行贷款修建的四川二滩水电站建在深山沟里，世界银行向加拿大政府借调李焯芬，参与二滩电站的项目评估。李焯芬从居住地多伦多飞至香港需20多小时，在香港住一晚，再花两小时飞往成都，然后乘坐10多小时的火车和汽车，到达二滩电站工地。在山区停留不过一两日，又要花几日的时间返回加拿大。
尽自己的力量多做贡献
到香港工作后，李焯芬差不多每周都到内地。李院士告诉记者，他在港大的办公室里备有一只行李箱，内装牙刷、毛巾等出行物品，一有需要，随时奔赴机场，赶往水利工地。担任港大副校长后，学校的事务繁忙，李焯芬每月仍会到内地一两次。足迹遍及祖国的东西南北。
采访中，李焯芬一再表示，为祖国的水利事业我只做了一点微小的贡献，取得的成绩归功于同行们的共同努力，不是某一个人。“我只是把海外的相关工程经验，不同地质条件下船闸的未来等，提供给内地专家参考。”
谈及参加院士大会的感受，他略顿了一下说，每两年一次的院士大会，内容很丰富，这次更是不虚此行，能听到国家领导人对国家发展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具体构思和想法、未来的工作重点，很受鼓舞。“科教兴国”不是一句空话，我非常愿意尽自己的力量多做贡献。
50年不变的中国情结
采访结束时，记者希望李院士对本报读者说几句话。李院士欣然提笔，写下了“关心国家未来建设，做好中外合作的桥梁，并增进海外侨胞及外国友人对中国的了解”。
访谈中，李焯芬浓烈赤诚的祖国情结给记者留下深刻印象。李焯芬表示，理想的树立与坚定的祖国观念是自己走向成功的重要因素。
他说：“我从小喜欢文学，鲁迅、茅盾、叶圣陶等作家描写中国农村困苦生活的小说给了我很多思考。水利是中国这个农业大国的命脉，直接关系到中国百姓的命运。所以，我立志报考水利系。当时港大水利专业包含在土木工程系里，就学了土木工程。通过后来岩土工程的学习，更感到这一专业对水利建设的意义，一心希望能有机会为祖国效力。”他说，这一理想和信念，50年来，始终不变。
“我曾获得香港工程院和加拿大工程院院士的称号，但在我心中，中国工程院院士是我的最高荣誉。作为一名华夏儿女，能为自己祖国的建设做贡献并得到承认，是莫大的荣幸。”李焯芬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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