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约记者 刘向晖

　　2006年6月7日，冒着淋漓的夏雨，我风驰电掣地来到了我的“长征”首选地——炎陵，一个属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一部分的“红色”县。

　　记得一位海外学者曾如是评价：“井冈山之距炎帝陵，延安之距黄帝陵，均约百公里。共产党在前者起家，在后者奠定胜利基础。看来共产党得天下冥冥之中自有天意。”

　　提及井冈山，世人常常认为只是如今狭义上的江西井冈山市。事实上，在毛泽东的诸多著作中，广义的井冈山根据地还包括湖南的酃县（今炎陵县）、茶陵县等地。炎陵县曾有10年红区的历史，如今炎陵乡间仍保留300多条红军时期的标语。在历次反“围剿”中，以及国民党为清除红军长征后遗留下来的赤化影响，“连石头也要过刀”，炎陵先后牺牲约3万人，而当时该县的常住人口仅8万。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湖南省委书记的张平化、曾任省委副书记的周里，在红军时期先后是当地的县委书记。

　　在努力提醒世人所忽视的这段史实的同时，务实的炎陵人结合时代的发展聪明地打起了炎帝牌。炎帝究竟陵归何处？依旧众说纷纭，国内多处有炎帝陵，而炎帝的塑像则有10余个版本。

　　1955年，炎帝庙毁于民间祭祀的香火。1983年，湖南的吴占魁、彭燕郊等23名全国人大代表提出议案，联名提请整修炎帝陵。1988年，炎帝庙历时两年整修竣工，而此前可溯的最近一次大修是清朝道光年间。

　　与历代官祭有所不同的是，当今的官祭似乎掺杂着更多的意味。官祭，按照炎陵县炎帝文化研究会负责人周新发的定义是，市或市级以上政府主持的祭祀活动。建国后的炎帝陵官祭始于1986年，时任株洲市委书记的曹伯纯主持有五六万人参加的整修暨官祭仪式。1993年，时任湖南省省长的陈邦柱主持第一次省级的官祭。有意思的是，自陈之后，在湖南官场似乎形成一个不成文的习惯，凡省、市（株洲）、县（炎陵）的政府第一长官履新上任，均要到炎帝庙举行祭祀活动，概无例外。

　　炎陵县乐得将祭祀文化发扬光大。事实上，该县1986年的财政收入仅1000多万元，因祭祀文化的发扬光大，去年该县的财政收入超过1亿元，国民生产总值达14亿元（全县人口18万）。2003年，该县的经济结构因炎帝陵的祭祀文化而发生革命性的变化，第三产业的收入首次排在第一位。当然，一个不容忽视的现实是，在山地占总面积87％的炎陵县，绝大多数农民面临的主要选择依旧是：在家种田，外出打工，上山砍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