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森先生画像
他只出版过7部小说和1部游记，最新推出的2部以日本和中国为背景的小说是《做爱》和《逃跑》。亚洲活力不仅让他突破了创作上的瓶颈，更让他捧得2005年法国重要小说奖“美第奇奖”。最近，这位叫让－菲利普·图森的比利时人，带着他的新小说和电影来到中国。
撰稿／陈 冰（记者）
他是法国新新小说的“领头羊”，在1985年异军突起，以一篇短短的《浴室》赢得世界性赞誉，此后的20年里，他的盛名主要来自于他那些如“浴室”般朴素、平滑、过分地“清洁过”的小说，欧洲文学批评界的大腕们则以整版的篇幅来评述他在小说艺术中掀起的革命。
2006年5月下旬，这位在巴黎成名的比利时人——让－菲利普·图森，带着他的新小说和电影再次来到中国。上海多伦美术馆内，文艺青年和这颗锃亮的光头频频擦出“火花”。
小说家图森
图森坦言他不是一个好学生。在巴黎政治科学学院就读政治与历史专业时，他的专业并没能给他足够的吸引力，他喜欢的是足球和电影。大学毕业，他想从拍电影开始自己的职业生涯，但是对一个一没钱，二没知名度的愣头青而言，这仅仅是个梦想。
法国导演特吕弗所著的《我生命中的电影》为图森展开了生活的另外一幅画卷——“拍电影是个庞大的工程，不如先从写作开始，它同样可以提供满足感。”
遵从大师的建议，图森开始把自己的剧本改成小说。他毫不犹豫地长时间加工他的作品，尝试用各种方式、各种人称描述同一事件。这不是一个容易的过程，他感到困难万分，只得边学边写。
5年之后，他终于有勇气将自己的处女作寄给出版社。遗憾的是，他总是收到拒绝信。
转折出现在1985年。图森的第二部小说《浴室》在遭到无数拒绝之后，被午夜出版社的热罗姆·兰东看中。
20世纪50年代，午夜出版社曾集中出版了一批曾遭到频繁退稿的作家的作品。从那个狭小的后花园里，他们先后扶植出罗伯·格里耶、玛格丽特·杜拉斯、克洛德·西蒙（1985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等文坛新秀。
这批作家，放弃了传统的小说形式，打破文学的线性情节和时间顺序，试图以简练、冷静、客观的文字改变人们的阅读习惯——在“午夜”这个旗帜下，他们自称为法国“新小说”流派。
“新小说”经历了漫长的等待才培养出相应的读者群体。幸运的图森“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之上。在此之前，午夜出版社的图书从未能够既叫好又叫座，《浴室》打破了这种惯例，引起评论界和读者的一致好评，并创造出一天卖出55000册以上的奇迹。
从此以后，图森一直是文化批评界的宠儿，成为了罕有的能以笔墨谋生的作家之一。他不再像他的前辈贝克特那样因为写作而生活困窘——他已被奉为“新新小说”或者说“极少主义小说”的代表人物。他的书被翻译成20种以上的文字，尤以日本翻译出版得最多，因此，他曾8次到过日本，在那里的影响不亚于当红的影视明星。
描述图森的小说既非容易也并非不可能。假如人们曾经迷恋于贝克特的荒诞和杜拉斯的固执，那么，其语言上不可否认的相似性在图森的小说中也得到了延续。但是图森走得更远，他完全抛弃了“意义”，因此同样简洁的句子在他那里根本不是为了使人物存活，而是为了让其死去。
人们再一次看到了绝望的爱情、被剥夺者的潇洒以及时空的凝固，其中，嘲讽与自嘲像一把双刃剑砍断了人们固有的希望、同情和追求，他出人意表地指出：与退让和行进相比，静止、犹疑是一种与世界较量的更有效的方法。
年轻人特别喜欢图森的小说。他们认为，图森的小说中有一种让人着迷的世界观，它既不是乐观的，也不是悲观的，而是恰如其分地表现了一种存在，这种存在——即人与世界的关系——并不是今天才有的，但却是在今天才被揭示，它的新颖在于它超越了一般的反应论和表现论，并且以简洁的方式使小说回到了艺术当中。
图森的小说不属于那类难懂的文学，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形式和语言的双重美感。但是如果你想在他的小说中获得引人入胜的情节将注定会是一次失望的探寻。图森的小说从不提供这种感觉，它完全不像传统小说那样，留下明确的解释和答案。
他在小说中刻意抽离政治、经济、文化的宏大背景，小心翼翼地避免触及意义，唯一不变的是对时间和空间的敏锐洞察力。精致的细节，也许来源于每年4个月在科西嘉岛上一个只有25人的小村里的“孤独创作”。
没有电视、电话的干扰，在近乎与世隔绝的状态中，图森进入想象的天堂。“这是最有利于思考的时刻……这时，我已经暂时地放弃向永不懈怠的现实进行较量，紧张开始逐步放松……我独自一人在这封闭的小屋里，在一种开始萌发的放松状态之中，让思想流动起来……”（《照相机》）
导演图森
很显然，作为导演的图森比作为小说家的图森更不为人所知。
1985年面世后倍受推崇的《浴室》让许多导演和制片人找到了图森，差不多被图森淡忘的电影又重新回到了他的世界。命运有时总会跟人开些略带酸味的小玩笑。
图森最初尝试电影是在1989年，他把小说《浴室》改编成了剧本。不过导演并不是他本人，约翰·勒沃夫凭借此片开始了自己的影坛生涯，获得了贝加莫电影节的银玫瑰奖，以及恺撒奖最佳新锐导演的提名。
这部评论颇好的影片或许刺激了图森自己从事电影拍摄的欲望。1990年，图森自己又把小说《先生》改成剧本，并且拍摄了纯黑白色调的电影。这是他第一次担任导演。1992年的《塞维利亚人》与《先生》类似，并没有引起太大的反响，仅仅引起少数密友的兴趣。
直到1998年的《溜冰场》，图森“业余电影家”的身份才开始发生改变。这部影片是图森指导的第三部电影，也是第一部并非改自他本人的小说的电影。影片为他赢得了开罗电影节的金字塔奖提名。
虽然《纽约时报》评论，“这部影片基本上就是些堆砌的笑料和插科打诨。就情节而言，没什么细腻和内在的东西”，但在剪辑台前9个月的精雕细琢，还是保证了这部影片技术上的无可挑剔。
《溜冰场》讲述了一个关于电影拍摄的故事。“在我第一部电影（《先生》）拍摄的第一天，我指挥室内足球赛的一个场景。摄影机安在一个活动平台上。拍完镜头后，我一心一意向小组做解释，以至不小心从上面摔下来，差点送了命。事后，我觉得这还挺有趣的。《溜冰场》多少源于此……还有那天为了让技术人员跟上比赛碰到各种离奇古怪的困难，完全与《溜冰场》片中冰球运动员碰到的一模一样。”
在经过两年的“痛苦煎熬”写出《迟疑》——他最忧郁、最不受欢迎的小说后，图森开始动笔写《溜冰场》。带着报复的心理，他纯粹因循取乐逻辑构思了这个剧本。“安德烈·纪德在谈到他的某些小说，特别是《梵蒂冈的地窖》一书时，使用了‘傻剧’一词，他以此证明自己写了一本比其他书还要滑稽的书。在我看来，《溜冰场》恰恰如此：一部傻剧。”
有人从《溜冰场》里收获了欢笑，也有人指责这部电影丑化、漫画化了电影。图森则认为这些反应如此强烈，在他的导演历程中从未碰到过，这是吉兆。他坚持要澄清一项曲解：“《溜冰场》采用了一种有些歪曲、有些放肆的手法来展现电影的拍摄工作。从某方面来说，这是我个人的“写实主义”……我所借鉴的唯一拍摄手法就是我自己的拍摄手法，我亲自参与的唯一拍摄手法。因此，这大都是自我嘲讽。”
摄影爱好者图森
图森认为人们长期以来误解了文学和电影的关系——以为它们很亲密，实际上相距遥远，差异极大。倒是文学和摄影比较贴近，因为都需要某种“孤独的创作状态”。由是，喜欢安静、独处的图森又迷上了摄影。
因此，如果要给让－菲利普·图森先生贴上某种合适的标签的话，按照先后顺序应该是小说家、电影导演、摄影爱好者。
图森来中国时带着一架尼康ＦＭ2相机，并且一直都只使用100ＩＳＯ的黑白胶卷，他用这架相机和这样的胶卷拍了很多照片——人物肖像和城市一直是他的拍摄主题。他总是在光线十分昏暗的情况下拍摄，而在白天，光线十分有利的情况下，他几乎从不拍照。
当然，思考和闲逛，这既是他笔下主人公的常态，也是他本人的标准形象，我们可以认为是这一点阻止了他拍照。可是放弃最有利的光线，在黑暗中，在没有脚架支撑、没有闪光灯辅助的情况下拍摄只有少许存活率的照片，看上去多少有些不明智、不专业。
多伦美术馆四楼的内墙上挂满了图森这样独特的摄影作品。这些黑白的人物肖像和城市影像，明显带有一种眩晕感，也许这就是图森多次强调的“亚洲的活力”？
也许，也许，也许抽象叙事是可能的，也许情节无曲折变化而只有几处轻轻的转弯是可能的，也许一个念头就是全部的主题，也许对宁静的表达就是写出宁静这个词，也许这个世界除了白色就是黑色……
作为作家的摄影爱好者图森先生，已经用他的摄影作品对自己的小说进行了二度阐释，并且把这些硕大的肖像画搬进了布鲁塞尔、日本和中国的展览馆里。
“不管做什么，我最根本的出发点就是它们的艺术性。它们都是不同的艺术表达形式，每一种艺术形式都是难以把握的，如果我是一个好的小说家并不代表我是一个好的电影家，好的摄影家。我通过这3种艺术形式，表达自己的人格，表达自己的个性，我不希望把它们混在一起，在摄影上我不能高估自己的能力，因为我才刚刚开始。”
进入图森的世界并不需要什么密码，只要稍稍调整一下姿势就可以了。无论从哪种艺术形式进入，你都能体会到人与世界的奇妙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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