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问题专家徐长乐直言：面对南北两大区域的强劲态势，长三角应以更主动的姿态重新激活相对沉寂的局面。目前，有两大现实可行的激活举措：一是以贯彻落实“十一五”规划作为切入点，在制度安排上快速跟进；二是在区域自主创新方面率先破题，健全完善合作共享机制，打造长三角的核心竞争力

　　徐长乐，区域问题著名学者，华师大长江流域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教授，国家发改委牵头的长三角“十一五”区域规划编制工作的专家组成员之一。

　　面对近期国内热点区域的强劲态势，长三角将如何应对？徐长乐在接受记者专访时提醒说：区域板块的风云涌动、全面开花，表明我国区域战略进入了一个全新阶段。长三角应有更主动的姿态，重新激活最近两年相对沉寂的局面。

　　环渤海湾将后来居上

　　天津滨海新区“特区”身份的确立，是中国区域战略棋盘里的一步关键落子，也是环渤海地区的一体化进程的破题。

　　中国的区域板块中，素有“三大区域”之说，即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地区，但客观而言，目前还是“两翼齐飞”而非“三足鼎立”。环渤海地区的经济总量与发展势头，与前两“角”不在同一档次。

　　与长三角和珠三角不同，“环渤海”经济圈还不太成形。这从其名称的争议就可看出。在学术界，至今还有“京津冀地区”与“环渤海湾地区”之争，两者的“圈”界边缘不同。这一区域坐而论道十数年，一个重要原因，是始终没有解决好北京与天津这两个双中心的角色分配。

　　现在，国家激活天津滨海新区，并将其功能明确定位为依托京津冀、服务环渤海、辐射“三北”、面向东北亚，使其成为我国北方对外开放门户。这一决策，无疑是个强大的助推力，因此，对这一区域的经济发展，值得人们期待、看好。

　　之前困扰这一区域发展的城市功能定位问题，将随着新规划的制订与细化而随之解决。事实上，首钢的搬迁已发出一个重要信号，它意味着北京长期以来形成的制造业中心开始有意识地弱化并退出，而滨海新区乃至天津将更多地承载起港口经济、制造业基地的作用。这就勾勒出区域整体分工合作的大体轮廓。

　　尽管在改革与发展的路径与抓手上，滨海新区与浦东新区、环渤海地区与长三角地区一定会有很大的不同，但本质上，他们仍属同一类型。所以，天津方面经常说要把滨海打造成北方的“浦东”，这不单纯是比喻，自有内在的同质性。

　　至少三五年之内，滨海新区和环渤海地区的经济发展，还不足以对长三角地区构成实质性的竞争态势。长三角的竞争实力在上世纪末赶超了先发12年的珠三角，后来居上这一幕会不会在数年后再次上演呢？后发，自有后发的优势。

　　“泛珠”新走势值得细思量

　　眼下，更值得长三角睁大眼睛打量的，还有泛珠三角的动向。

　　3年前，当体量庞大的“9＋2”格局的泛珠三角横空出世时，很多人都认为，这是一种“姿态”，其政治意义远大于经济意义。按照当时的理解，我认为“泛珠”的最大亮点在于制度创新。

　　目前，“泛珠”打起了“东盟”牌。这样一个新举措，大大提升了其在全国区域战略中的地位。在中国的经济版图中，珠三角，抑或是泛珠三角，虽然声势轰轰烈烈，且毗邻港澳而地位独特，但终难免“偏居一隅”之尴尬。如果将它置于中国—东盟—亚洲的版图中，这一区域的重要性顿时凸显起来：既是我国积极参与东盟合作的前沿桥头堡，也对这一区域的市场拓展提供了很好的支撑。

　　可以肯定，随着与东盟的对接，“泛珠”的合作重点也将出现变化。经济的外向性特征将会越来越明显，国内国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的拓展与结合会有突破性进展，出口的拉动力会加重，城际、区域际、特别是国际间的铁路、公路等基础设施共建项目将会增加，环境保护方面的合作会引入国际资本……这都对“泛珠”的区域合作格局产生实质性影响。

　　如果说，从京津冀抑或是环渤海地区的经济一体化进程，可能会更多地看到长三角的影子，那么，“泛珠”与长三角则完全是两条路线、两个版本。

　　从一体化的形成过程看，长三角是“自下而上”，“泛珠”则是典型的“自上而下”，这难说孰优孰劣。就一体化的基础而言，长三角更扎实。但是，就制度安排而言，泛珠三角的协调层次之高、中央各部委的直接介入力度之大，为长三角所不及，也是两个区域间最大的差距。

　　从3年前横空出世，到今天全面对接东盟，3年定位之变的背后，我们看到的恰是一种区域合作的国际性战略眼光，看到的是审时度势、乘我国积极参与东盟合作国家战略之势而上的机遇把握能力，看到的是一个强有力的制度安排下带来的决策反应与执行效果。

　　这值得长三角深思。尤其是在长三角最近相对沉寂的时候。

　　长三角必须尽快“激活”

　　有人把长三角的相对“沉寂”，归咎于它没有“泛珠”那样的体量，没有因其特殊区位而获得的更多来自更高层面的支持，归咎于它最近没有类似天津滨海新区这几天的“大事”，甚至认为，这种沉寂，是一种高调过后的低调、激情过后的理性，渐入深水区后的步履迟缓。

　　这有一定道理。但并不意味着，长三角的再度激活只能等、靠、要。相反，它完全可以主动地找寻到激活自己的敏感点，在更深的层面上实现突破。

　　摆在眼前的一个激活点，就是长三角能否把实施“十一五”区域规划作为切入点，形成更强有力的制度安排，以便更好地落实、执行、监管规划。过去的两三年中，各个职能部门间签订的数不胜数的合作宣言、协议，现在有多少人在问津？是如何在执行？这种只注重“上文”而不关注“下文”、只重视“提出”而不追踪“落实”的现象，其实也是长三角近两年趋于“沉寂”、缺乏亮点的一个因素。我们能不能通过立法形式，赋予区域规划的法律地位，把合作模式固定下来；或者，成立一个更高级别、能够有协调能力和约束力的类似“长三角规划与协调发展委员会”之类的职能机构？

　　其二，区域自主创新体系能不能率先破题？自主创新是国家在“十一五”期间的一个主旋律。对于长三角来说，这方面的基础条件优于其他区域，无论是产学研的结合，还是企业整体研发能力，或是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的整体实力。遗憾的是，长三角目前的创新工作多是各自为战，在合作与共享上做得相当不够。好在苏浙沪高层已经就此达成了共识，并把“科技创新”列入了由三省市省市长亲任负责人的四大重点合作领域之列。如果长三角能在这个大题上有所突破，有所建树，不仅对区域发展的整体进展是极大推动，同时，也给其他区域提供了一个范本。

　　总之，无论是从区域整体发展来说，还是应对风起云涌的国内各大区域，长三角都应该找到激活自己的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