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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讲述潼关事件采访经过：核心人物拒绝采访
河南报业网讯
5月22日，《河南商报》刊登了《潼关咋就变成了“鬼门关”》一文：潼关工商部门乱收费导致车主自杀。随后，包括央视的《新闻联播》、《大家看法》在内的多家媒体报道了此事。对此，国务院纠风办等部门组成了联合调查组。
在“潼关事件”沸沸扬扬之时，有媒体质疑：“被逼死的车主”根本没有被罚过款；也非自杀而死；同时，陕西省工商局也发表声明称，潼关工商并非乱收费。
疑点重重的“潼关事件”真相何在？
5月17日，在西安经商的河南巩义市商户委托三名代表向本报新闻热线部送来了一份书面投诉材料：自2005年起，陕西省潼关县工商局工作人员经常身着便装，在连霍高速陕西省潼关收费站处，对过往货车，不问原由动辄处以万元以上罚款，且不出具票据。另外还有一封来自巩义市鲁庄镇安头村村民张建伟的信，信中称，其兄张建勋被罚2.7万元后，不堪重负，回家后服毒自尽。不少车主也被罚怕了，停止了往西安送货的业务。
不仅有书面材料，还有报料人收集的录音资料，这让大家感到事态严重，经过热线部记者集体讨论后，报社编委会同意，要对此事有步骤地进行调查：先核实报料的真实性，再追查报料上说的违法行为。18日，我们被派往了巩义市、潼关县和西安市，调查此事。
被逼死车主：做鬼找潼关工商算账
5月18日，巩义市鲁庄镇安头村张建勋家中。得知有记者来采访潼关工商局罚款一事，村里很多跑运输的人都跑来反映情况。张建勋的妻子大妞说，丈夫是2005年12月17日晚喝毒药自杀的，死时才38岁，正当壮年。看到老公的照片，大妞忍不住号啕大哭起来，我们劝了好半天，她才止住哭泣。哽咽中，大妞告诉我们，丈夫张建勋自去年7月在潼关被罚了2.7万元钱后，西安有业务来往的客户说他“晦气”，陆续终止了和他的运输业务。眼看着货车搁置在家，银行还有按揭贷款要还，还要养家糊口，这些重负压得张建勋一筹莫展。他也多次对人说：“潼关县工商局经检大队队长支忠民，非把我逼死不可！”
大妞回忆说，丈夫死时就趴在床上，口吐白沫，脸部、手、耳朵和嘴都有青肿，赶到现场的王新森等几位村民证实了这一说法。送张的遗体去火葬场的村民说，当时张的手、耳朵、脸部青肿。有关专家从死者呕吐和相继出现青肿的症状来看，认定为服毒自杀。
据了解，张建勋死的当晚还和村民一起打了扑克。这些村民告诉我们，张建勋死前身体很好，绝对不是病死的。打扑克时，张接了两个电话，问他出不出车，在电话中张两次都很生气地回答：“不去，潼关那地方我活着就不能再去……他们逼得我太狠了，我死后做鬼再去找那里的工商人员算账……”没想到，晚上10时40分，回家后的张建勋竟然服毒自杀了。
在农村有一种说法，壮年死者不能尽快火化入土为安的话，会给全家带来晦气的。如果不按正常死亡去报，死者就不能尽快火化，为了让张尽快入土为安，全家就以正常死亡将张建勋的死讯报告给村委会和乡民政所，还开具了“死亡证明”。
虽然事情过去半年了，但张家担心此事报道之后，对孩子的成长会有影响，希望我们不要报道这一细节。
5月22日，我们刊发了《潼关咋就变成了“鬼门关”》的报道。因为我们主要表现的是潼关工商非法罚款一事，应死者家属的要求，我们淡化处理了张服毒药自杀的细节。
谁知道，这些善意的体谅却被其他媒体当作错误来攻击。
所有核心人物拒绝接受采访
报道出来后，我们将手里握实的证据上交给了国家工商总局和国务院纠风办，当时并未得到明确的答复。但5月24日，国务院纠风办、交通部、公安部组成联合督办组赶赴陕西潼关，经调查，督办组负责人明确指出：“潼关事件”属于典型的公路三乱，并责成陕西省有关部门组成联合调查组对涉及的其他违法违纪问题继续进行调查。
按照起初的计划，5月24日到25日，我们该进行追踪采访，查明潼关工商局其他违法罚款情况了。于是我们几个人又被派往潼关、西安两地，但这次的采访却连连碰壁，核心人物都以各种方式躲避采访。
为了打破僵局，热线部主任带着两名记者赶到了潼关。我们立即调整了采访步骤：分为明、暗两线，主任主抓明线，而另一路记者抓暗线，死盯潼关变化。
就在我们忙活的时候，5月26日，陕西有媒体称，“潼关事件”不属于公路三乱，潼关工商言明没有处罚过死者张建勋，张建勋并非被罚款的车主。
为了反驳这些内容，在当日《河南商报》上，我们公布了张贷款买车的原始银行发票，张建勋还银行贷款利息的凭证；张建勋确系服毒自杀死亡，死亡证明上所填的死因与其真正死因不符等内容。
调查组：没说过“潼关工商局不是非法罚款”
为了查明调查组是否对媒体发表过言论，陕西工商局的说法是否就是调查组的结论。我们决定闯闯“戒备森严”的调查组。
“潼关事件”联合调查组有60多人，从5月24日起，就包下了潼关县电力宾馆的两层楼。到达当地之后，调查组公布了举报电话，表示要公开接受群众投诉。但到时我们才发现，潼关县却为调查组设置了两道关！
第一关卡设在一楼的电梯入口处。很幸运，当时没人，我们直接过关。到5楼时，过道入口处，有
4名警察把守着门，拦住了我们。听说我们和陕西省监察厅副厅长纪相中联系好了的，其中一名警察告诉我们，“纪厅长在1590号房间。”就这样，我们突破了两道关。
调查组正在开会，我们也管不了那些，推门进去就自报家门，并追问：“今天陕西媒体登的陕西省工商局负责人对潼关事件的说法是联合调查的结果吗？”纪当场表示不是，“我们没有接受过任何媒体采访，”他们也不知道陕西省工商局发表的说法。
很快，陕西省纠风办的高副处长起身打断了谈话：“我们正在开会，不接受采访。”于是，我们被赶了出来，原本打算站在门口等待会议结束的我们，却被接到命令赶来的警察赶到了一楼等候室，但潼关县信访局和宣传部却一直不肯安排我们采访，催了好几次，一个上年纪的同志出去转了一圈回来说：“问了，联合调查组不接受采访。”“问谁了？”他却不说。
虽然未获得更多讯息，但有一点可以证实，调查组没有接受过任何采访，陕西省工商局所谓的调查结果只是一厢情愿的说法，不会影响到真实的调查结果的出台。5月27日，在本报上我们刊登了这些内容后，得到了全国众多读者和网友的支持和响应。
山西农民投诉:小麦被潼关工商非法没收后被转卖
在一楼等候时，我们遇到了几名来自山西的投诉者——王永宏、王化民等人，他们是来投诉潼关工商乱罚款一事的。
王永宏说，2002年6月25日，他和王化民向陕西省华阴市南营村一周姓村民，购买了15920公斤小麦。当行车至陕西省潼关县港口高速路口时，被港口工商所查扣。两天后，他们获悉，查扣的小麦被潼关县工商局卖给了山西省芮城县风陵渡赵村村民杨振发。2002年6月27日，他们拿着一张印有“禁止在公路等交通要道设卡拦截运粮车辆”通知的报纸，找到潼关县工商局副局长熊榜奇。当时，熊答应给他们退回卖小麦的款项。但讨要多次后，未果。
而风陵渡开发区尧喜雨的车因为装载这些小麦，被陕西省潼关县港口工商所查扣，被港口工商所的执法人员罚了3000元，车辆被放行后，也根本没有开具发票。
知道上头派了人来调查潼关工商局乱罚款的事，5月25日上午8时，王永宏等人拿着投诉材料来到陕西省潼关县电力宾馆，被潼关县信访局的王局长拦住。王答应将投诉材料转交调查组。但没想到，下午1时05分，他们突然接到熊榜奇局长的妻子的电话，要他们俩去她家一趟。当时，熊妻和她姐姐在家。熊妻说，“只要你们不再找调查组投诉，等熊局长出来后，一定把卖小麦的钱退回。”熊妻表示，如果工商局不退这钱，她自己就退还他们15000元。
但他们并不相信。晚上，他们再次联系潼关县信访局的王局长。但王说，调查组已走。5月26日，王永宏等人再次来到电力宾馆时，发现王局长欺骗了他们，联合调查组并没有走。正巧碰到了前来调查“潼关事件”的央视《经济半小时》记者和我们。
听到他们投诉后，我们当天下午就与购买了小麦的山西省芮城县风陵渡赵村村民杨振发进行了核对。杨证实，2002年6月，他确实从潼关县工商局买到了一车15900多公斤的小麦，这比当时的市场价每斤低了一两分钱。
这次意外的“遇见”让我们坚定了报道信念，山西农民在潼关不但小麦被没收，车还被罚了款。这事说明，潼关工商乱罚款的对象不光是河南商户，而是所有外地商户。
受害者：公安把我当恶霸要抓我
5月27日，陕西媒体报道，被停职官员安全受到威胁。文中提到了“山西人王永宏、王化民等3人，先后两次到熊榜奇家中，威胁其家人并无理索要被工商局没收的粮款。”
这三人正是我们在调查组入住宾馆见到的三人。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5月29日晚上，网上忽然有一篇署名“东北郎”写的评论《掩饰，保卫不了潼关事件》。文章指出，在绝大多数媒体保持着客观、公正、冷静的态度关注和追踪着事态进展和处理结果时，个别媒体，却在用不成熟的媒体人惯用的伎俩文过饰非，冀望诱导读者将视线游离开“工商人员非法执法又犯法”的核心问题。文章还分析了个别媒体的下一步动作。
凑巧的是，5月30日，陕西有两家媒体报道，死亡证明显示潼关事件车主并非自杀；根本找不到张的家人。这与《掩饰，保卫不了潼关事件》中设想的伎俩不谋而合。
私下里，一位陕西媒体同仁告诉我们，经他们的记者调查，张建勋
“死亡证明”上张的死因，与真正死因确有很大出入。“没法啊……”同仁几度叹息。这些都在我们预计之中。
实际上，5月28日早上，中央电视台《大家看法》栏目记者丹铭接到来自张建勋的弟弟张建伟的电话，张称，有人说自己是地痞恶霸，公安正在四处抓他，害得他有家不能回。张建伟希望万一警察真把自己当恶霸抓起来的时候，希望媒体能保护自己。此后张建伟离家躲避。
6月1日，我们再次前往河南巩义市鲁庄镇安头村，几经周折才找到了死者张建勋的家属。原来，他们几次在半夜接到恐吓电话，声称如果再敢对外说张建勋是自杀的，就捅死全家。
而山西的王化民也在6月4日下午3时给报社打来电话，他们不解的是，在某些媒体的报道中，他们成了“威胁停职人员安全的危险人物”。
“这种是颠倒黑白。我们是俩山西农民，人家是当地的，况且是在人家家中，我们怎么敢去胁迫和威胁她呢？”他们气愤地反问道。
其实，事情发展到了这个程度，到底谁是谁非，已经一目了然，我们只需要等待调查组最后的结论就好了，多说反而无益。（口述：《河南商报》热线部记者文/本报记者徐英 摄影/王春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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