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东方周刊》记者黄琳、高艳平报道

　　上海缺什么

　　在政府的强力干预下，民间的力量和空间受到了限制

　　李若兰是上海一家外资公司的财务经理，已经有两年没有回老家云南过春节了，今年她早早就托人买到了票。返家的日子临近，她好多心思都放到了如何回家过春节上，盘算着给亲朋好友带些什么礼物。

　　“说实话，我还真不知道带些什么礼物好，一个是现在昆明什么也买得到，再说上海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产品可以带的。”她说。

　　和李若兰有同样想法的还有上海国际金融学院院长陆学军:“譬如我出差到外地去，不知道应该带给人家什么上海特色的礼物。”

　　上海卓跃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合伙人叶秉喜说，假如让新一代年轻人数数上海的名牌，他们一定会很茫然。

　　外国品牌集聚上海

　　君策公关老总屈红林就上海品牌缺失这个话题，经常和他北京的朋友聊。前不久，北京一个做风险投资的人还对他说，上海更像面向世界的上海，它对外资充满了吸引力。

　　“上海整个城市的文化就是这样，就职业经理阶层而言，一般来说他们都以去世界 500 强公司为荣，虽然全国都有这个趋势，但上海尤其明显。”屈红林说。

　　中国名牌培育委员会主任艾丰曾表示，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在于上海经济发展的价值取向，因为上海拥有吸引国际著名品牌的优势，在产业发展上引进国外品牌往往比培育本土品牌能更快地产生效益，因而就比较重视引进品牌。

　　曾经有一位上海国企老总坦言，“建立自己的品牌挣不到钱”。

　　从事品牌研究多年的叶秉喜也注意到了这一点。他说，温州民营经济在经历阵痛之后，开始有了品牌意识，现在浙江不少品牌都不错。反之，以前上海有名的服饰企业，在国门打开后，都是打着代理国外品牌的旗号，并不注重培育和保护自己的品牌。

　　在屈红林看来，上海对外国品牌和国外企业的营运方式比较迷信，也影响到自己品牌的推广。比如，在品牌战略方面，“光明”就不如蒙牛和伊利，“光明”运作方式倾向于外企，但没有考虑到它自身的资源不如跨国公司。

　　这方面“蒙牛”比较强调自己重新整合沟通的手段，从“神五”、“神六”开始，到与超级女声的合作都是如此。“在全国奶制品市场，蒙牛和伊利占有的份额比光明大，虽然它们起步比光明晚，但发展快。”叶秉喜说，

　　“上海引进外资的力度比较大，主要缘于国企存量大，担心本土的企业拉不动。”屈红林说，“但上海应同时注重自己品牌的创立。”

　　自主创新还低于期待

　　“自主品牌的缺失已经成为制约上海经济发展的主要问题之一。”上海社科院经济所所长助理权衡说。

　　上海曾经有很多全国闻名的品牌，比如永久和凤凰自行车、水仙洗衣机、上菱电冰箱、上海牌轿车、霞飞化妆品等，但这些知名品牌如今大部分都没落了。

　　“这反映出两个问题，一个问题就是，在对外开放过程中，不太注意保护和发展自己的民族品牌，常常是被人家合并了，用人家的牌子。”权衡说，“比如汽车用了德国大众、美国通用等牌子，自己的品牌消失了。”

　　叶秉喜也认为，上海很多知名品牌由于和国外的企业合资或合作，丧失了企业固有品牌和诞生自己新品牌的可能。上海是全国引进外资最多的城市之一，当地老牌国有企业面临改制和市场压力的时候，它们选择了合资，但这些老牌企业与跨国公司合资或合作的结果，不是被这些跨国公司“品牌冷藏”就是“品牌消灭”。

　　权衡说，上海品牌缺失凸现的另一个问题是，自主创新能力不够。

　　这和上海实行了几十年的计划经济有关。从 1958 年开始，上海几乎成为一个完全的工业城市，一个遍布各种大型国有企业的城市，重工业和轻工业都处在全国领先的地位。当时在“全国支持上海，上海支持全国”的政策引导与实际运作中，上海人的“全国意识”增强了，但同时上海人的“上海意识”也在强化，其中一个突出表现，就是这一时期的上海人性格中显示出自傲自大的一面。

　　这也体现在上海企业的品牌推广战略中。叶秉喜说，上海企业更多考虑的是上海本地市场，并没有一套适合全国市场的品牌策略和市场推广策略。“它们由于身处上海而产生对上海市场的钟情和从骨子里的优越感，进而导致市场推广产生了思维定势，难以制定符合全国市场的营销策略。”

　　比如说，交大昂立生产的保健品在上海市场上具有很高的知名度，但在上海市场之外，却少有消费者认知。

　　上海贝拉维拉制衣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岸波是上海本地人，之前一直是英语老师，5年前跳到这家公司做副总。他说，以前上海生产知名品牌的基本上都是国营单位，由于体制问题，如今已是辉煌不再。

　　“上海仍以国营经济为主，民营企业对上海 GDP的贡献所占比例不大。”上海市社科院院长助理屠启宇说。

　　上海人不想当老板?

　　权衡认为，制约上海经济发展的另一个主要问题，是企业家阶层的问题。

　　作为中国近代民族工商业重要发源地之一的上海，一度是“冒险家”的乐园，茅盾的小说《子夜》里的民族工业资本家吴荪甫和买办金融资本家赵伯韬便是“上海商人”的代表。

　　在中国改革开放大潮中，在浙商、苏商等全国遍地开花的时候，却少了上海企业家的身影。不但没有张瑞敏、柳传志等商界大腕，连一些有名的上海民企负责人，如郭广昌、陈天桥、卢伟光等都来自浙江。

　　李岸波说，上海人做老板的很少，其中有地域文化的因素。上海人教育小孩一般是说“好好读书，将来找个好工作”，很少会说，好好工作，将来自己做老板。浙江人就不一样，从小就教育小孩做老板。长三角服装市场，几乎都被浙江人占领了。

　　“上海员工做事很认真，很专业，但是会缺乏一点闯劲。比如上海人可能就不愿意做销售。”亿龙传媒集团总裁吴茜说。

　　复旦金仕达总裁周华对他的上海员工也有近似的评价。他在深圳工作了10年，在上海工作了5年。他对两地员工做了比较:在上海，很多年轻人的第一目标是到跨国公司去作高级白领或者金领。与工作相比，他们也非常重视休假，他们要的不是创业的环境，这可能跟上海舒适的城市环境有关。在深圳，员工的稳定度不及上海，流动性更大，年轻人比较浮躁，但他们有野心，干活也卖力，有时候到了忘我的地步。他们希望将来能够自己干，自己当老板。

　　祖籍浙江、生在上海的李岸波，将上海人和浙江人也做了比较，“浙江人没有退路，他们不能到国营单位去找稳定的饭碗。不像上海大多数人，父母都在国营单位，生活很安逸，待遇很好，生老病死都不用愁。”他坦言自己并不想创业，“胆子不够，没有这个魄力，而且比较享受现在的安逸，没有什么压力。”

　　李岸波的老板是浙江人，是从法国留学回来创业的。虽然和他年龄差不多，但是头发都白了。“不要看老板整天开宝马，住豪宅，其实压力很大，晚上睡觉都睡不稳，一着不慎，满盘皆输。”李岸波说。

　　从历史上看，相对来说，上海人比较安于现状，最希望做小白领，是个好管家，能推广一些具体的做法，但很难成为某一领域里的领军人物。屠启宇说，“这和上海的城市性格有关。”

　　亿龙传媒集团总裁吴茜则从另一方面阐释了上海人不愿意做老板的心态。浙江本来就是沿海城市，过着淘海的生活，而上海传统上是个工业城市。渔民、农民、工人的个性是很不一样的。渔民风险很大，收成很不稳定，运气占了相当大的成分。农民只要勤奋耕作，做多少基本上能收多少，可预测性就稍高些。工人比农民更加保守。农民还要看天吃饭，还有“种苹果或是种粮食“的选择。工人生产什么就是什么，一年四季没什么变化，不需要承担什么风险。

　　上海市社科院副院长熊月之说，上海几十年计划经济形成的大工业城市的局面，也让上海人比较安于自己的位置。

　　“强政府”与“弱企业”

　　复旦经济学院张军教授曾表示，上海出不了企业家，并不是说上海出不了企业管理者。在上海，拥有高学位甚至拥有 MBA 的人很多，但这些人中企业家并不多。

　　“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是两个概念，相比之下，企业家精神更为重要。”按照经济学家熊彼特教授所说，企业家精神就是富有创新、冒险的精神，是一种把企业的价值和自我的价值实现联系在一起的品质。

　　张军认为，制造业在上海的地位，对于回答上海为什么出不了创业家非常关键。上海目前仍然维持着中国制造业中心的地位，尽管上海提出经济发展要转向以服务业为主，但目前上海的核心竞争力似乎主要还不来自第三产业。一个以制造业为主的大城市，需要的不是创业家或者企业家精神，而是大量具有均匀知识和技能、具有敬业精神和团队精神的实干的人以及高效的管理者。

　　上海计划经济时期就是国家的工业基地，国营企业多，民营经济不活跃，政府在经济发展中起了主导作用。上海国际金融学院院长陆红军认为，一方面政府的有效性，对上海这样一个国际化城市非常重要的，像新加坡的强势政府就推动了经济的高速发展;一方面上海又需要像纽约那样有一个充分的市场环境让企业能够充分发展。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胡怡建也表示，上海“强势政府”影响到企业家精神的培育。很多事情是由政府在做，而不是市场在做。

　　“企业家是通过创办自己的企业才成为企业家的，企业家的成长是一个自我创业的过程。在上海，政府有关部门干预这么强大，民间的力量和空间已剩下不多了，何谈创业家或者企业家精神呢?” 张军在接受一家媒体采访时这样说。

　　“这种状况今后会有所改观。”权衡说。浙江和江苏在民营经济大发展的环境下，成长了一大批企业家。上海已经提出了民资要和国资、外资一起形成一个全方位发展的格局，民营经济在上海将会有一个大的发展。

　　“上海十一五开局之年就做得不错，”陆红军说，政府今后将会给企业创造更加宽松的环境。

　　“上海有个说法，一流人才在政府，二流人才在国企，三流人才在民营企业，我观察下来，这个观点是有一定道理的。”一位企业家的自嘲里夹杂着一些对现状的无奈。

　　“现在上海做得大的民营企业多是在房地产行业，而在钢铁、汽车等领域，民企还比较难进入。现在强调自主创新，政府应扶持一些真正有核心竞争力的民企，政府的眼光要看得更远一点。”这位企业家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