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闻周刊:尴尬教师
3月27日,教育部举行新闻发布会,表达了清退代课教师、优化教师队伍的决心。全国44.8万代课教师的命运,因此而变得尴尬。而夹在教育部与代课教师之间的基层教育部门,在教育的现实面前无奈前行
★ 本刊记者/李杨(发自甘肃)
马玲玲心情复杂地走进教室,重新成为这所村学的一名教师。 和20年前第一次走进教室所不同的是,这次她不知道自己能干多久。
2003年底,县里清退代课教师,有着18年教龄的马玲玲被清退。今年5月,学校人手不够,又把她请了回去。“不过,和20年前不同,这次没有县教育局任命的批文。”马玲玲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两个非公办教师的政策性命运
马玲玲供职的学校是甘肃省张家川回族自治县龙山镇马黑曼村的村学。学校设小学一、二两个年级,现有学生40人。从1986年马玲玲成为该校教师到2003年底被清退,这所学校始终是她和校长马继维两人支撑。
这所建于1979年的村学,是拥有150户900多人口的马黑曼村惟一的学校。“以前这里基本是文盲和半文盲。自从建了这所村学,年轻人里基本没有文盲了。”马继维对本刊说。
离马黑曼村最近的完小(拥有6个年级的小学)是河对面山上的郑家村小学。马黑曼村三年级以上的孩子,要过河到对面山上去读书。河水不深时,孩子们就脱了鞋挽上裤腿趟过河去。夏秋两季水大,大一点的孩子把小的背过河。有一年河水特别大,一个小女孩过河上学时被冲走了。这以后很长时间,村里人都不敢让小一点的孩子再去河对面念书。
回想起2003年马玲玲被清退时的情景,马继维颇为恼火。“你不知道当时我有多可怜!”他说,马玲玲被辞退后,县里派了个公办教师。可这个老师没待多久就走了。没办法,他只好自掏腰包雇了个高中毕业生。“先得把娃娃看住吧。”马继维说,“开始的时候每月100元,后来人家嫌少涨到每月200元。”
直到2005年,县里又派了一个公办教师到学校任教,马继维才不用自掏腰包雇人上课。马继维说,由于过河上学不方便,他想把学校扩大到三个年级,让小一些的孩子留在本村上学。由于人手不够,经县教育局批准,他又把马玲玲请了回来。
马继维说,他比马玲玲“命好”。他和马玲玲是高中的同班同学,同为高考落榜生。1982年开始从教的他,在1996年转为公办教师,工资从每月100多元涨到了1000多元。而马玲玲由于是从外村嫁到这里的,参加工作时间晚了几年,不符合转正要求。
转正之前,马继维和马玲玲一样,都是没有事业编制的教师。但由于两人开始从教的时间不同,导致一个被转为公办教师,一个作为代课教师在清退之列。
这些没有编制的教师,凡在1984年底以前从教的被称为民办教师,现在已基本被转正。马继维就因是1982年从教的已经转正。从1985年开始,教育部为提高基础教育的师资质量,在全国“一刀切”不允许再出现民办教师。但不少像马黑曼村这样的农村由于地理位置偏远、贫困,招不到公办教师或公办教师不愿去,又继续雇用没有编制的教师。只不过,这些教师不再叫“民办教师”,而改称“代课教师”了。
就这样,1984年,把乡村学校里没有编制的教师划分成“民办教师”和“代课教师”两种称呼。这一年,竟成了两个马老师命运的分水岭。
清退教师导致学校关门
该县张家川镇有一座无名山,山的阳坡和阴坡各有一所小学。这里发生了比马黑曼村更为严重的情况:学校干脆关门了。因为这两所村学都只有一位教师,而且还都是代课教师, 无名山距张家川县城十几里。山上有两个村4个小组186户人家。这两个村归一个大队管(这里仍保留旧时“大队”的称呼,可理解为“村委会”)。其中阳上村有两个小组,建了一所村学——阳上村学;阴山村有两个小组,也建了一所村学——阴山村学。
马爱莲,阳上村学代课教师。马玉魁,阴山村学代课教师。2003年底,他们被清退了;学校也就停课了。
这下急坏了当地村民。“咋不着急呢?别说不念书,现在念书少了都不行!”阴山村76岁的马志学拉着记者的手说,“你们给咱呼吁呼吁,再别辞退老师了。”
马志学有3个儿子,5个孙子。3个儿子长年在外打工,留下老俩口照顾孙子们。孙子们由于上学念书,有了出息。大孙子上了河南工业大学,二孙子在县一中读高二。两个小孙子在阴山村学念一二年级,还有一个最小的明年上学。马志学老汉对后辈们上学一事最是看重。
“我这5个孙子,2个大的是马老师教出来的,2个小的马老师正在教,还有1个等着让马老师教。”马志学说,这里山大沟深,六七岁的小孩到十几里以外的县城上学必须有人送。可他年纪大,腿脚不方便,好几年不下山了,根本送不了。
大队书记张志林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张家川是国家级贫困县,年轻人多外出打工,像马志学家这样留下老人孩子在家的,当地有很多。
学校停课后,村民们一个接一个地往大队书记家里跑。“要么把原来的老师请回来,要么请一个新老师来!”
张志林说,学校停课的那些日子,他什么农活都没干,除了接待村民就是往县城的学区跑,“毕竟学校关门是件天大的事啊!”
“学区先是派了一个公办老师来,可连人都没见过。”张志林说,“我就接着找学区,学校得上课呀!”不久,学区又分来一个公办老师,可人还是不来。这下张志林火了。他直接找到学区负责人。“我非讨个说法不可。”
据张志林回忆,学区负责人当时对他说,“你们那里交通不便,吃水困难,老师去了也没地方住,公办教师都不愿意去。”
最后经协商,学区负责人同意张志林把原来的代课老师再请回去。不过,学区负责人对张志林说,学区既没有给代课教师转正的权力,也没有继续雇佣代课教师的权力。所以只好先暂时这么办。至于代课老师的工资,从学区每个公办老师人头上扣5块钱出来。
得到尚方宝剑的张志林一溜烟地跑回村里。不料,却在马爱莲老师那里碰了个钉子。“我不干。让我走就得走,让我回就得回?”马爱莲说。
马黑曼村学的马玲玲老师是马爱莲的好朋友。每逢县里开会,他们这些代课老师常在一起。马玲玲对记者说,马爱莲为人温和、善良,1985年从教至今从未间断过,一直都是学区公认的好老师。她就听过学区组织的马爱莲老师的观摩课,记得当时教的是“小马过河”,讲得极为生动。要不是把她的心伤透了,她绝说不出这种话。
张志林以前也曾是马爱莲的学生,他寻思着怎样才能重新把马老师请回来。
一天,张志林把阳上村学的孩子都召集起来,他特别强调要“一个都不能少”。然后领着孩子直奔马爱莲老师家。一进门,孩子们就齐声喊“马老师”。
看到孩子们这样热切期盼,马爱莲再也忍不住了。第二天,学校又传出朗朗读书声。
马爱莲和记者说了很多,有自己多年教学的辛苦,有家人的不理解,有父母早逝。记者注意到,她始终都是心平气和,但说到被清退又重回学校的事时,她的眼泪夺眶而出。
一个月后,阴山村学也复课了。张志林请回了原来的代课教师马玉魁。两个村子在经历了2003年底的停课风波后,终于归于平静。但张志林却没有完全把心放下来。“这事还没完呢!”他说。
付出与回报
他们中很多人一直争取转正机会,他们中不乏教师队伍中的佼佼者
★ 本刊记者/李扬
张家川县教育局人事科长马耀武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像阳上、阴山这样一师一校的村学,在张家川县有十几所,教师基本都是代课教师。这些偏远的山区农村,如果不是当地人,是很难待下去的。
记者走访甘肃省一些地区发现,县城里和乡政府所在地,由于生活条件相对较好,代课教师已基本不存在了。但在山大沟深的广大农村,代课教师仍普遍存在。他们是当地学校的中坚力量。他们几乎都是当地农民,平时除了教书也干农活。于是,他们有了一个共同的称呼“教书的农民,种田的教师”。
一个老师哺育一所学校
阳上、阴山村学的两位代课教师就是教师与农民双重身份。他们白天在学校上课,傍晚和周末干农活,可说是放下教鞭拿锄头。
水是这里是非常宝贵的资源。生活用水、农业用水基本都靠收集雨水,或从山下老远的沟里去担水。
除双休日,马爱莲每天从家里水窖打一桶水,担到学校,供学生饮用和清洁桌椅。她告诉记者,每次从水窖取水,爱人都非常不高兴。有一次爱人终于憋不住了,说,“家里水紧张,以后学校用水你到山下的沟里去担吧。”打这以后,马爱莲每天往返两个小时为学校担水。
记者到阳上村学采访时,正值星期一下午,学校大门却紧闭着。原来是马爱莲到学区开会去了,学校停课半天。后来马爱莲告诉记者,阳上村去年才装上电话,以前如果学区开会,都是让往返县城的学生捎封“鸡毛信”通知马老师。
马爱莲的学校是一所复式学校,一、二两个年级18个学生。她每天早晨7点20打开校门,迎来忙碌的一天。教室墙上贴着一天的作息时间表:
上午:7点20到7点40早操;之后早自习;8点35到9点20第一节课;9点20到9点35眼保健操;9点35到10点20第二节课;10点20到10点35课间操;10点35到11点20第三节课;11点20放学。
下午:2点20到2点30预备;2点30到3点15第四节课;3点25到4点10第五节课;4点20到5点自习;5点到5点半课外活动;5点半放学。
墙上张贴的课程表显示,学校开设语文、数学、音乐、体育、品德、自然、写字七门课。 上述一切,都由马爱莲一个老师担当。马爱莲告诉记者,她家还有17亩地,她和丈夫两个人耕种。丈夫身体不好,她是种田主力。
马爱莲说,一晃20年过去了,回想起来每一天过得都很不易。
马爱莲从柜子里翻出两份材料:一份是甘肃省张家川回族自治县教育局文件,上书:张教字(86)第02号,“关于曹世俊等二十六名同志任民办教师的通知”。马爱莲专门给记者用手指了一下她的名字。
另一份是一张“张家川县清退代课教师补助发放单”。上面写着:
“马爱莲同志:根据张家川县人事局张人薪字[2003]98号文件精神,经县政府常委会议研究决定,于2003年12月底清退全县135名代课教师,并按其教龄每人每年300元给予补助费。你实际教龄18年,累计发放补助费(人民币)五仟肆佰元。”
就是这一纸通知,终结了她18年教育生涯。
热爱教学却难改清退宿命
今年3月底,伏军芳从同事那里得知,教育部开了个新闻发布会,其中有关于代课教师的政策。她立刻奔向学校会议室,那里有学校惟一一台计算机。
“我在网上只看了一半就哭着跑回宿舍。”伏军芳对记者说,“我真有点失望了。”
伏军芳是甘肃省会宁县平头川乡银树小学的校长,同时她也是该校一名代课教师。银树小学有学生290人,全校9名教师,其中5名是代课教师。
面对可能被清退的现实,伏军芳有些不服气,她把全乡学校统考成绩单拍在桌子上,对记者说,“按教育部的说法,我们这些人既不合法也不合格,但我们这些人教出的学生,在今年全乡六年级统一检测中,语文、数学双科都是全乡第一名。并且两科总分前10名的学生中,我们学校有6个。”
谈起自己这些年付出的代价,伏军芳眼泪哗哗地流。伏军芳说,刚来这个学校时,校园刚落成,整个学校只有她一个人住校。晚上太阳没下山,她就把校门锁上,不敢出门。平头川教育管理中心主任逯兆英抢过话茬对记者说,现在校门不锁了,可伏老师家里的门却常年锁着。她一家人分在三个地方,丈夫常年在外地打工,支撑全家开销;伏军芳带着在本校上六年级的小儿子,母子俩挤在学校的一张单人床上;大儿子在会宁一中读高中,75岁的婆婆在县城租房子陪读。
初中毕业的伏军芳1989年4月成为一名代课教师,是“一边教书一边念书”。1992年她取得了中等师范学校毕业证书。1996年她又拿到了成人自学考试的大专文凭。2004年获得了小学教师资格证书,2005年又获得中学教师资格证书。
伏军芳说她每月工资200元,这还是去年刚长的,以前只有几十块。她给记者算了笔账,她工作17年一共挣了18750元,但考各种文凭一共花了22000多元。“我比义务劳动还不如。”伏军芳自嘲地说。
事实上,很多代课教师都在争取成为一名合格教师的奋斗过程中,付出惨痛的代价。
任鹏锋,平头川乡坪小学代课教师,任教15年,累计收入14880元,考各种文凭,办教师资格证花去4100元,这样算来,他15年平均每天的收入为1.97元。“也就够吃一碗面的。”任鹏锋说。他45岁,至今未婚。“他这个经济状况谁敢嫁给他?”逯兆英很心疼自己辖区内的这些代课教师,“给他介绍好多对象,人家都说,只要任鹏锋转正就嫁给他。因为公办教师的工资是代课教师的10倍。”
任鹏锋吃住都在学校,家中没有任何家用电器,但他衣着极为整洁。回答记者提问非常腼腆,总是憨笑,但一跨进教室,态度坚定而自信。
“他喜欢这行,所以考这考那,总盼着有一天能转正。”逯兆英说。
与任鹏锋不同,该校代课教师牛金祥看上去更像一个农民工。今年50岁的牛金祥1976年从会宁一中高中毕业,次年被招为民办教师。“当年一所中学招民办教师,20多名高中毕业生去考,只录取了我一个。”牛金祥说,一直到1984年,我的工资是每月5块钱。当时一家四口要吃饭,实在太困难了,牛金祥被迫出走。他在沿海地区的一个建筑队搬砖,一个月能挣200多块。
可牛金祥总觉得心里不舒服。“教师的职业多光荣,受人尊重,而且我也喜欢孩子。”就这样,他还是决定回学校。他记得那是1986年,代课教师工资是每月40元。四五年过去了,外出打工挣的钱花得差不多了。“大人孩子要吃饭啊,毕竟我是家里的男人嘛!”牛金祥被迫第二次出走,这次他在外打了5年工。在外打工的每一天,牛金祥都盼着多挣一些钱,早点回学校。“当时我就暗暗发誓,这次回学校我就再也不出来了。”1995年,牛金祥再次回到了学校。这时,代课教师工资涨到每月140元。1995年至今,他再也没离开过学校。
“牛老师虽然是1984年以前从教的,但按照规定,只有教龄没有间断的才能转正。”逯兆英为牛金祥感到惋惜。
“我早不指望什么转正了,干一天是一天。哪天不要我干了,我就回家种地。”牛金祥眼睛里满是痛苦的神情,“不过这次,我就再也不回学校了。”
去留之间
如何把良莠不齐的民办教师队伍,和基层的教育需求结合起来进行政策考量,是尊重历史的务实选择
★ 本刊记者/李杨(发自甘肃)
甘肃省天水市教育局人事科长陈宝怀,最近很为一件事犯难。
“前几年,我们根据各县报上来的数字,向省里报的代课教师人数是2200多人。可最近一调查,发现代课教师竟多达3500多人。”陈宝怀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教育部、省里近几年一再要求清退代课教师,我们这却越清越多,可怎么向上级交代呀?”
据陈宝怀介绍,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有两个:一是代课教师有县政府聘请的,有乡政府聘请的,还有村或校聘请的。但各县认为,乡、村、校自己聘请的教师从未得到县政府承认,所以,上报的数字仅是县里聘的;二是有的地方虽然把代课教师清退了,但由于师资力量得不到及时补充,又重新聘请了代课教师。
最让陈宝怀心神不定的,是最近教育部关于坚决清退代课教师的表态。他的办公桌玻璃板底下压满了各报对这一消息的报道。“这件事在我们这既敏感又困难。”陈说。
代课教师为何大量存在
多年从事基层教育局人事工作的陈宝怀,在提高农村教师素质的理想与现实中显得非常无奈。下面是他对代课教师长期存在的原因分析:
代课教师在聘请时缺乏必要的条件、程序和审批单位,有的甚至就是村上书记、校长的一句话,确实有很大的随意性,教育部的规定是有道理的,但各地聘请代课教师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自1986年国家提出普及九年义务教育之后,入学的孩子大量增加。可是,1995年之前每年分配的师范毕业生数量非常之少,远远不能满足教学需求。因此,继民办教师之后,代课教师应运而生。
按规定,高中教师必须具备本科以上学历,初中教师应具备专科以上学历,小学教师应具备中师学历。实际情况却是,当地极其缺乏本科毕业生。于是,“矬子里拔将军”,当地就从初中教师里选拔高中教师,空缺的初中教师从小学教师里选拔,而小学就只有聘请代课教师了。
由于每年分配的应届师范生有限,1998年,天水市要求各地从自考、电大、夜大、函大、刊大等成人“五大生”中招收教师。结果,只有一个县招来了少许。原因是各县财政困难发不出工资,宁愿聘请代课教师,也不愿安排符合学历要求的公办教师任教。因为一个公办老师的工资可以聘请七八个代课老师。
天水市各县财政收入的一半到五分之三给了教育,要维持校园建设、增添设备、教师工资,已经捉襟见肘。再让各县出钱聘请公办教师无异于割他的肉。有的县即使有师范生分配过去,他们也压着不分配工作,就是因为没钱。
另外,偏远落后地区即使派了公办教师也呆不住。那些地方的学校非常破烂,生存条件恶劣。吃饭、住宿,乃至教师的个人问题都很难解决。有的学校,教师吃水要向学生收,每人每天收一茶缸水。煤也要向学生收。平时根本没菜吃,除了面还是面。冬天西北风呼呼叫,一年有半年冻得要死。许多年轻的毕业生都不愿意到这样的地方来工作。
天津市与天水市是对口支援城市。但每年也就来十几个教师支教。我们根本不敢把他们送到基层去,一般都在县城等经济相对发达,生活条件较好的地方。如果送到山上去,还要给他送水、送面、送煤,找房子,还不够给他们提供服务的呢。
代课教师清退不掉原因很多。比如,有的地方一清退,学校就关门。而且,代课教师一干就是十几年二十年,当时需要时把人家叫来,这些年教育部门也组织人家培训,相当一部分代课教师学历资格都达标了,有的还成了县、学区、学校的骨干,获得了县园丁奖甚至市园丁奖,总不能说不要就不要。
工人下岗要买断工龄,代课老师清退总得给些补偿吧。天水市各县清退代课教师标准不统一,根据各县财政能力确定。多的每个代课教师给一年300元的补偿,少的只有每年40元。可就是这笔可怜的钱,有的县也拿不出来。
会宁方案
“毫不夸张地说,在会宁,代课教师支撑着教育的半边天。”甘肃省会宁县教育局局长高云生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肯定地说。
高云生的计算方法与众不同,他认为代课教师和民办教师实际是一回事。
民办教师出身的高云生说,2001年,会宁中小学教师总数是6934人。公办教师5276人,其中有2030人是从民办教师转正来的。代课教师1658人,其中县聘929人,乡及乡以下聘729人。代课教师数量加上从民办教师转正的教师,总数为3688人,超过教师总数的一半。
至于为什么要把转正的民办教师算到代课教师里,高云生说,这些转正的民办教师绝大多数都在农村从教,以前和代课教师身份一样,由于是1984年以前从教且无间断,符合国家转正标准,陆续在近几年转为公办教师。所以,高云生做出的判断是,代课教师支撑会宁教育半边天。
正是出于这样一种判断,会宁县在2004年公开招考教师时,为代课教师开了一个转正的口子。县里规定,学历合格、拥有教师资格证的代课教师,可以参加这一年的教师招考。这一政策让甘肃省其他县的代课教师极为羡慕,因为别的县没有给代课教师这样的考试机会。
考试结果显示,中师毕业生和非师范类大专毕业生参加考试531人,考取者223人;代课教师参加考试440人,考取者178人。“同一张试卷、同一个分数线,考取比率几乎差不多。”高云生说。
那些没有通过考试的代课教师怎么办呢?高云生向本刊透露,会宁县正在酝酿一个政策。就是在“十一五”期间,凡取得教师资格证并且学历达标的代课教师,每年可以通过竞争上岗进入公办教师队伍。对于学历资格达标,但年龄偏大,文化层次偏低的,按照国家退休人员标准核发一定比例的退休费。对于“十一五”末还达不到学历资格要求的,发给一次性补助清退。会宁的这篇“小文章”,是理想与现实相结合的一种设计。
郭涛,会宁县平头川乡坪小学教师,成为高云生政策的先期受益者。他1999年开始从教,经考试获得西北师范大学英语专业的自学考试大专文凭和小学教师资格证。在2004年的教师招考中,转为一名公办教师。
有人说,郭涛是会宁政策的受益者。但高云生却说,他的看法正好相反,是会宁因他受益了。因为在会宁的小学里教英语的教师,都不是专修英语专业的。郭涛是惟一一个英语专业毕业的英语教师。
教育部的理想
3月27日,教育部召开新闻发布会,进一步表达了清退代课教师的决心。会上,新闻发言人王旭明说,根据教育部统计的数字,截至2005年,中小学代课教师总量约有44.8万人。其中分布在农村公办中小学的大约有30万人,占农村公办中小学教师总数的5.9%。
王旭明强调,1993年国家颁布《教师法》,其中规定“国家实行教师资格的制度”,也就是说要想当一名教师,必须取得教师资格。
对于如何保障清退之后师资力量不受影响,王旭明表示,可以通过完善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优化教师资源配置,创新农村中小学教师补充机制,加大城镇教师支援农村教育工作力度和积极推进农村中小学布局结构调整等措施,确保清退工作的进行。
按教育部的规定,没有教师资格证,显然不符合要求。王旭明在3月27日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代课教师没有经过国家相关部门正式认定和正式批准,是一种以不合法、不合规的存在。
教育部师范司司长管培俊日前在教育部官方网站回答网友提问时,进一步阐述了代课教师长期存在的后果:大量代课人员长期存在,与义务教育的法理相悖,也严重影响农村教育的水平。
应该说,严格教师准入制度,提升教师素质,这篇“大文章”有利于国计民生。从这个角度来看,没有通过准入标准的代课教师退出舞台,是历史的必然,而首先需要对当下的现实情况给予一定的尊重。
教育部关于提高农村教师队伍素质的设想,很快进入行动层面。为解决西部农村中小学教师短缺问题,5月16日,教育部、财政部、人事部、中央编办紧急启动“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今后5年,每年将招收2到3万名高校毕业生到西部“两基”攻坚县县以下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任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