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先丢下那些感伤与愤慨吧。不管是遗产还是现产，如果失去生产能力，也许就免不了“被看”与灭亡的命运。在这个全世界球声鼎沸的时刻，谁来生产那种生产能力？

　　明天是中国第一个“文化遗产日”。伴随着国务院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单的公布，中国又掀起新一轮的“遗产热”。上一轮“遗产热”，发生在十多年前，当时的焦点集中在物质遗产，能够著录于联合国或者中国政府保护名单上的这批遗产，如今都变成了著名的旅游景点，门票价格节节攀升的同时，“遗产”遭到破坏的新闻也不绝于耳。这十余年间，各地该开发的景点都开发了，该破坏的“遗产”也破坏得差不多了，在物质遗产领域，已经没有多少空间可供搭台。

　　相对来说，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可以再生、循环使用的资源。然而，由于大家都认识到了其中的经济价值，新一轮“遗产热”的争夺，也就更加激烈，气象万千。第一类，一登龙门，立刻垄断。广东的凉茶，刚刚荣登国务院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单，立刻就有代表着企业利益的政府官员出面“背书”，宣称广东的凉茶市场将由19家企业垄断经营，而遍布大街小巷的凉茶店，则面临着被清洗的局面。第二类，一字并肩，有钱大家赚。中国刚刚过完端午节，国务院公布了三个与端午节民俗相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分别是湖北省秭归县的“屈原故里端午习俗”、湖南省汨罗市“汨罗江畔端午习俗”、苏州市“苏州端午习俗”。这种一碗水端平的局面在市场经济中并不能够实现，于是出现了对端午节正宗的争夺，苏州率先举行公祭伍子胥的大典。第三类，只此一家，别无分号。最近，“国家二级机密”川剧“变脸”泄密的说法，被媒体热炒。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都存在着“绝活”的说法，概不外传，民众如果想欣赏到这些绝活，只能拜某某为师，或到某某剧院。其根本目的，在于保护小团体的既得经济利益。

　　“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老戏本，当下依旧成为许多地方政府的“圣经”。当没有可以预期的经济利益，或者经济收益与投入不成比例的时候，问题就出现了。5月30日，部分全国政协委员和专家在杭州发表了《京杭大运河保护和申遗杭州宣言》，呼吁各地政府群策群力，对大运河进行整体保护。然而，京杭大运河绵延千里，沿途城市18个，既有各河段的清污、重修、拆迁保护，工程浩大，所需资金庞大。尽管各地区口头达成共识，依旧是雷声大、雨点小。在现阶段来看，京杭大运河的“申遗”没问题，如何保护却是任重而道远。

　　文化遗产中的相当一部分，注定要灭绝。因而，文化遗产保护的一个重要工程，便是为它们建立文字、影像的档案库，以使我们的后代子孙能够从图书馆里了解到中国的文化的曾经存在。而打着保护的招牌搞经济建设，就是压在这些行将灭绝的遗产身上的最后一根稻草，不是促进它自我更新，而是促成它的快速死亡。“赔本赚吆喝”就成为保护文化遗产的唯一途径。

　　保护文化遗产是一个全社会的事情。这里的“全社会”，有着三层含义。第一层，政府和民众要联动起来，政府首先不能设定限制把文化遗产垄断和隔绝起来，而是要鼓励民众关心、热爱、参与到这一工程中，吸纳民众的智慧和创造力。第二层，各地政府之间要联动，打破地域界限，放弃地方保护主义，以使一些跨地域的文化遗产得到统一而有效的保护和扶植。第三层，中央政府的责任尤其突出，不仅起着协调各地方政府的联动作用，更需要在政策制定和资金投入方面，给予地方政府以有力支持。比如“大运河保护工程”，投入所需巨大，特别是对于鲁南、苏北等地方政府来说，是地方财政的一笔沉重债务。要求相对贫困地区“只讲保护，不问收获”，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较可行的办法是，由中央政府划拨、由地方政府自筹，共同建立稳定的文化遗产基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