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说法：范蠡是官商的祖师。

　　的确范蠡当过大官，他是越国的大夫，助越王勾践复国之后，又成了上将军；范蠡也曾经商，天下皆知“陶朱公”，可知生意做得相当红火。

　　但范蠡不是官商，更不是官商的祖师。

　　范蠡不像现在的官商，一边当官一边经商。这边当着书记，那边兼着董事长；这边拿着国家的俸禄，那边吃着干股的红利，他是辞了官职之后方才去经商的。他之所以去经商，不是因为看着白花花的银子眼羡，而是因为懂得“大名之下，难以久居”，他也看出了“勾践为人可与同患，难与处安”，实在只为安身立命。

　　范蠡不像现在的准官商，虽然退休或辞职，名义上不当官了，毕竟还有余权余威，还有多年结成的关系网。当官当到范蠡这一级的，一手提拔的部下更是俯身可拾，一旦经商，能不财路广通，财源滚滚？范蠡辞官之后，却是“自与其私徒属乘舟浮海以行，终不反”，他是到齐国去的，那里没有他的老战友老部下，既是“终不反”，说明也没有再回头来利用这里的老关系；他是悄悄到齐国去的，去了还隐姓匿名，在齐为“鸱夷子皮”，在陶为“朱公”，几乎就没人知道他原先是官。

　　范蠡也不像当代的隐形官商，因为官商已为明令禁止，于是就来一个分身法，当官是明的，经商是暗的，经商时借用的是别人（或儿子或妻子或别的什么人）的名字，滥用的是自己手中的权力，银子却是一分不少地进账。

　　范蠡确实发得很快，无论是在齐治产，还是至陶经商。在齐治产，他是“居无几何，致产数千万”，以至于“齐人闻其贤，以为相”；至陶经商，则是“居无何，则致资累巨万”，按照徐广的解释，巨万即为万万即为亿。资产既已上亿，“陶朱公”也就成了巨富巨商的符号而广为天下所知。难怪如今痛恨官商的人对他的财路心中犯疑，误以为他是官商的祖师，以至于官商准官商隐形官商也竟以为陶朱公是自己的祖师了。

　　范蠡不是官商，他是怎么发的呢？由越至齐，他曾带“轻宝珠玉”，由齐至陶，他也曾“怀其重宝”，这都是他发家的资本。但他还有更宝贵的“资本”，十年生聚，十年教训，不仅磨练了他吃苦耐劳的毅力和意志，也使他积累了开辟荒地孤丘，利用江汊河湖，发展种植业、畜牧业和水产业的经验。所以，范蠡至齐，“耕于海畔，苦身戮力”，虽然当的是庄稼汉，但他“父子治产”，懂得整体规划，绝非只是每人一柄锄头“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所以后来成为巨富，实也不足为奇。

　　范蠡在越时，曾以计然为师，“卑身事之”，学到不少东西，有阴阳之道，治国之道，也有经商之道。例如，“论其有馀不足，则知贵贱”，几近乎如今说的供求关系和价值规律；“上不过八十，下不减三十，则农末俱利”，说的又是农与商的互利共赢，这都可由《范子计然》一书为证；《范子计然》下卷专记各种物产的产地、价格及其上品的特征，可知他曾做过大量的市场调查，如是，范蠡既有理论装备，又有实际调查，还选定了居“天下之中”的定陶作为“交易有无之路通”，他想不发都不行。

　　范蠡在越功成身退，因为懂得“大名之下，难以久居”；在“齐人闻其贤，以为相”之时，又“归相印，尽散其财”，再次隐名匿姓，悄悄地由齐至陶，因为他自知“居家则致千金，居官则至卿相”，此乃“布衣之极”，不愿“久受尊名”。可见他深知贵贱进退之辩证法。如今的官商，能够如此不恋官衔权力和金钱吗？

　　因为憎恶官商而说范蠡为官商之祖师的，其实是抬举了官商；飘飘然以为范蠡是自己祖师的官商准官商隐形官商，更不知脸皮有多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