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三月初开始筹备到6月11日的闭幕式为诗歌节奔波的三个多月悄然滑去联系其他高校、征文、拉赞助、做宣传、排节目一切分明还是昨天一切又仿佛已经遥远了。诗一般的日子明媚的日子当我意识到这一切就要划上句号的时候就有了回过头来审视的心理趋向我们做诗歌节为了什么在探讨什么行为本身又说明了什么参与诗歌节活动的其他高校的学生都说出了自己的心声而我也有幸采访了诗人黄梵借此站在高端审视，这一活动也便有了更丰富的侧面——

　　黄梵：曾用笔名黄凡，1963年生，籍贯湖北黄冈。1983年毕业于南京理工大学飞行力学专业次年留校任教，被视为“中间代”代表诗人、“后新生代”代表作家。诗歌、小说、随笔等见诸国内各核心文学期刊、年度最佳选本、排行榜等，出版《第十一诫》、《女校先生》等。作品译介至英、美、德、意等国。1989年与人创办《先锋诗报》（1－9期），1990年与人创办〈原样〉（1－3期），2001年与人创办“南京评论”网站及民刊。现在南京某高校人文学院任教。

　　记者：您怎样看待诗歌在中国文化中所占的地位？诗歌在现实生活中是如何体现的？

　　黄：可能很多人没有注意到这样一个现象，汉语深受诗歌表达的影响，诗歌为语言是否优美提供了一个时代标准。一个时代优美语言的标准，要经过很多诗人的探索，在积累了大量优秀诗歌后才能形成。如果语言没有经过这样的蜕变，相反刻意避开了诗歌的影响，最后这个时代的语言，就只能拥有实用语言或报刊语言，由于没有了优美的标准，这种语言还会不断退化。另一方面，诗歌语言是最经济的语言，寥寥数语便可以生动准确地勾勒形象或阐明哲理。我们可以注意到这样一个现象：小说、散文写得好的作家，一般都善于从诗歌吸取营养，他们的语言能传达出意蕴深远的诗意。比如著名作家汪曾祺的小说《受戒》，里面的语言就很有诗词味，能感到他的语言受到过诗词的塑形。虽然现在功利主义，实用主义甚嚣尘上，但是我们不能忘了自己语言的本源，要完成人类对自己负有的各种使命，表达非常重要，诗歌便在暗处起着重要的作用。

　　记者：听了您关于诗歌对文学影响的潜作用的阐释，是不是意味着诗歌是在为他人做嫁？

　　黄：你说的很对。在这个更关注小说的时代里，我们很难注意到诗歌的贡献，它与其他文学体裁的联系很紧密，它为其他文学形式提供了很丰沛的语言经验，这是它为他人做嫁的一面。比如，如果你发现一位小说家，他同时也是一位文体家，那他十有八九曾经写过诗。另外，由于诗歌语言既精炼又优美，即使在当代它的受众不很广泛，但它比其他文学体裁能更好地往后世流传，这是通俗文学做不到的。因为后世对作品好坏的甄别，会比我们当代苛刻百倍。文学史一直就是这样形成的。

　　记者：南京高校首届诗歌节的主题中强调了这样一句话：回归80年代。我们也都知道，上世纪80年代是一个诗歌史上的盛宴，一大批诗人如北岛、海子、顾城、舒婷等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您是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能不能和我们讲一下那个时代？

　　黄：上世纪80年代是一个文学复苏的时代，最先复苏并且最先成熟的体裁就是诗歌。诗歌在那个时代的成就也最高，这里面自然是有原因的。主要在六十年代出现了食指这样的诗人，他在六十年代就几乎写出了他最好的诗歌。他的早熟催生了一批年轻诗人，从而引发了80年代诗歌的大繁荣。由于诗歌是文学中最短小的样式，最能简洁地表达自我，年轻人自然都愿意在诗歌里一试身手。于是诗歌也就成了年轻人中最受欢迎的体裁。

　　记者：现在很流行的一个字眼是“八十后”，以韩寒、郭敬明等为代表的青春作家似乎正颠覆着很多传统，他们在现代大学生中的影响也远非一些传统意义上的作家可比，您怎样看待这一现象？

　　黄：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韩寒和郭敬明，这是正常的。举个例子吧，鲁迅所处的时代有张恨水，张恨水就是鲁迅那个时代的韩寒，当时他的作品销量十倍于鲁迅。美国也有一个作家叫斯蒂芬·金写恐怖小说的，他每本作品的销量突破2000万本，这恐怕远非韩寒和郭敬明可以比肩，可是从没听说美国的批评家打算把金托举到美国一流小说家的位置。那些作品销量只及他百分之一，甚至千分之一的优秀作家，依旧占据着文学界的大腕位置。其实，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通俗文学和严肃文学。中国的情况并无特殊性，相反，由于批评的缺席，造成文学和市场关系太暧昧，这和欧美很不一样。欧美经过了几百年的市场经济，对通俗文学和严肃文学的界定已经很明确。而中国人才刚刚面对市场经济的大潮，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还处在混乱阶段。虽然目前中国的情况如此，但我对前景仍持乐观态度。中国处于一个急剧的转型时期，我相信十年、二十年后，这些关系就会得到澄清。

　　记者：我了解到南理工记者团做本次诗歌节的一个细节：他们在拉赞助时有一个心得，商家们往往对文化艺术节之类的活动兴致很高，而认为诗歌节过于狭窄，没有卖点。再看前几年文坛上最火的居然是文化大散文，现在似乎“文化”通吃，文化和商业的关系也越来越暧昧。

　　黄：有这样一个提法：大文化时代。你提到的问题我想可以这样来解释：中国商人没有受到必要的人文主义教育。前几天我看到这样一个调查：中美关于顶尖高中生的对比，在同学们所认可的价值取向中，美国学生选择的是真理和智慧，中国学生选择的是财富和权力。还有一点，调研者要求中美学生分别指定一个援助计划救济穷人，美国学生做了几个方面：食物、饮水、医疗救济等等方面，详细而具体，拿出来就可以立即实施；中国学生做的多是安慰他们等大而虚的东西，没法具体实施，这是教育上的问题。中国的文化现状也是这样，急功近利的成分多，缺少着眼于细节的精神。所谓的文化变成了商业噱头，为商家们谋取利益，办诗歌节拉赞助的遭遇也给这点提供了佐证。与国内对比强烈的是国外一些成功商人的做法，他们会无偿地为文化的传播提供赞助，文化对于他们来说是立身之本。我就邂逅过这样一个土耳其商人，和他相处可以感受到他对诗歌、对文化的尊敬是发自内心的，决不允许受到任何商业念头的侵犯。当然我也欣喜地看到了中国的一些复苏迹象，比如去年哲学文艺类图书的销售增长率远高于时尚类书籍，从这点来说，我们也确实有理由乐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