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新闻网-成都商报讯

　　“在当代中国的现实条件下，通过城乡一体化实现城市化的最大功德，是提升了社会的整体满足感”。昨天上午，曾专程来蓉调研城乡一体化并负责撰写《城乡一体的中国城市化道路——以成都为案例》主要部分的中国社科院访问学者骆克龙博士在出席论坛期间接受了本报采访。他称，以城乡一体化为手段的城市化道路在成都已具战略雏形，“成都的这场实践是我目前了解到的解决中西部欠发达地区‘三农’问题的最好思路”。

　　统筹城乡发展是时代大局

　　成都商报：城市和农村的生产效率不同，投入产出比差异很大，而我们社会多年来的主流语言又是经济增长……从这些角度看，推进城乡一体化的意义在哪里？

　　骆克龙：单纯从经济的角度看，由于城市和农村生产力水平以及生产效率的差距巨大，城市的单位成本投入产出比肯定高于农村。比如同样投入10元钱，在城市可能会取得15元的GDP回报；但是在农村可能只有13元。这是一个经济学上的实际。但这个实际并不是当代社会生活的全部实际。

　　不错，城市的经济增长是一个主流话语，但统筹城乡则是时代的大局。所以，账应该这样算：城市人增加5元钱收入所获得的福利远远低于农村人口获得3元钱收入所得到的福利；城市GDP增长5元钱为城市带来的变化也远远小于农村GDP增长3元带来的进步。农村居民的边际福利显然比城市居民的边际福利要高。这是经济层面的问题。

　　在社会层面，如果一味强调城市经济发展，把10元钱的投入都放在城市，这会继续加大城乡差别，只会使社会陷入恶性循环，最终拖累城市的文明进程。

　　最后，在政治层面，中央政府强调执政为民，这个“民”是全民，而不是市民。所以绝不能单纯强调城市GDP增长在统计数字上的带动作用，忽视“三农”问题的紧迫性。

　　成都的城乡一体化是对中西部地区破解“三农”问题的大胆实践，在中国目前的经济增长模式下，这种实践涉及到投入方式、资源配置方式的转变，只能依靠政府的强力推动，这就是中国社会的主要实际。总结这些分析，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依靠城乡一体化统筹城乡推进城市化的最大功德，是缩小了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的身份差别、福利差别，从而提升了社会的整体满足感。

　　必须建立新的检验标准

　　成都商报：这三大层面都是宏观的考虑，但在微观政治的层面，对于一些基层政府，在一个“GDP论英雄”的考核机制下，似乎经济增长速度才是最要紧的。

　　骆克龙：的确，现行的效绩考核体制不利于城市管理者沉心下来研究解决“三农”问题，考核的鞭子在头上放着，大家容易着急，产生城市偏好……但成都在这方面的做法恰恰具有很好的探索价值。统筹城乡发展，就必须建立一套新的检验标准，比如到底有没有成果、速度是否合适、哪些教训值得总结等。这套标准的建立，相应地需要调整官员考核机制来配合。

　　我们在成都调研期间，发现农村剩余劳动力、人均收入、基础设施建设、农民参保人数、转移人数、农民工子女入学率等指标都被纳入了考核范畴，科技、教育、医疗、收入等无所不包。这些都是看得见的指标，都是农村人口切切实实的福利。当然，要重新建立一套科学的GDP考核指标不是某个地方政府能独力完成的。但是成都把这些有利于城乡统筹发展、促进“三农”问题解决的指标纳入考核机制，对现有机制是一个很好很科学的补充，一是有利于从政府层面推动城乡一体化，二是有利于一体化的工作落到实处，避免形象工程。

　　成都目前的城市化水平大约50%多，这在世界上属于城市化进展较快的阶段，如果不能控制好，城市急剧膨胀，各种基础设施跟不上，工业布局和人口分散，会导致大量土地浪费，出现“大城市病”。“三个集中”本身是积聚城乡资源、总体规划、集约发展的一个思路，这个时候，利用“三个集中”引导城乡发展，使城市化保持在一个合适的速度上，是对城市发展战略的改进。

　　今后的城市管理者会意识到，这种社会发展结构的重构，脱离了以往那种就事论事、就GDP谈发展的低层面发展模式，将为城市的协调发展带来持续的良性的动力。

　　成都实践可供中西部地区借鉴

　　成都商报：外地的城市化进程和成都城乡一体化有没有值得相互借鉴的地方？

　　骆克龙：城乡一体化这个词并不是成都最早提出的，但是成都的概念、思路、方法对城乡一体化作出了极大丰富，而且相当成系统，应该说是具备了战略雏形。这在全国还是比较少见的。

　　前段时间，浙江舟山、南昌、上海等地的城市化被提得较多，但是他们的思路和办法都不是成都可以照搬的。成都地处西部，周边地市的经济成就不高，四川的乡镇企业不够发达，城市群落密集度低，工业布局分散……成都没有力量像沿海那样去解决“三农”问题。相反，成都的“三个集中”、“四位一体”、“六句话”等等，都是大城市带大郊区的经验。在我国广大的中西部地区，这种做法可以被广泛借鉴。

　　事实上，发生在成都的这场实践是我目前了解到的解决中西部欠发达地区“三农”问题的最好思路。

　　写报告时，我充满热情和激动

　　成都商报：你在撰稿的时候，最大的感触是什么？

　　骆克龙：撰稿前后，我接触到很多人很多观点。有一个观点是我非常愿意表达的，那就是成都的城乡一体化不是城乡同体化，成都的实践与以前那种简单的城乡一体化做法具有完全不同的内涵和意义。但在这一点上，一些人还不了解情况。

　　我们过去谈“三农”，往往是就“三农”谈“三农”，依然把城市和农村分割开，但是依靠农民自己，依靠国家的一些补贴政策，能解决“三农”问题吗？“三农”问题的根源与历史上国家政策、资源向城市倾斜分不开，同样，“三农”问题的解决也离不开城市的反哺。后来，沿海地区的城市化道路，依靠城市的财政力量和乡镇经济实力，使农民一夜之间“脱农入城”。

　　这些做法和新的城乡一体化都不一样。成都的城乡一体化进程，并不是要废除户籍制度，也不是要消灭农村，而是通过“三个集中”，通过城乡管理体制、公共服务、城乡基础设施、教育、卫生等一体化来转变农民的生活生产方式，培育农村的竞争力，改变城市产业结构，最终达到城乡双赢、可持续协调发展的一个结果。这是一条没有尝试过的新路。

　　我在写报告的时候，充满热情和激动。

　　本报记者刘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