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号文件发布前后，媒体推出的新农村报道很热闹，其中有亮点，但也有不少应景之作。紧接着，国务院拎出了让人心情沉重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似与2003年陈桂棣、春桃所著《中国农民调查》有呼应之势。在现代市场经济环境中，小农经济几近破产，“漂流”城市的农民工也好不到哪去，是城里人眼里的“氓流”、“棒棒”、“外来妹”。这次新农村建设，是首次在工业化中期，一个最好的时机，试图用国家手段解决困扰已久的涉“农”问题。“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从上世纪五十年代起就多次被提及，所以提法一点也不新鲜,但这次蕴藏的内涵“石破天惊”。国家手段是系统、理性、可持续的，反观媒体的报道，是否也是这样的呢？

　　从相关文件和解读，不难看出这次新农村建设最大的特点，是跳出了“就农村抓农村”的定势。农村之外的功夫，一是首次采取了向农村倾斜的宏观财政政策，二是打破农民向非农业转移的体制障碍。而新农村建设本身，则涵盖了物质、精神、生态和政治文明的共同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的第一落点，面对全新背景下的新农村报道题材，媒体将或被动或主动地改变旧有的模式，发生一些可以期待的变化，为新农村建设规避误区提供新闻支持，并借此实现媒体的良性转变。

　　一是典型宣传让读者自己做价值判断。

　　学者陈力丹认为,“典型报道观念是文明程度不发达的社会条件下的产物”。典型报道在生产力不发达、信息闭塞情况下发挥作用，以后将会日益弱化。简单化、高大全的典型报道甚至不被报道对象认可。目前越来越多的典型报道留给读者自己做价值选择，不再大张旗鼓动员全社会来学习模仿。

　　但富有重大时代精神的全国典型，可以浓墨重彩，并通过更丰富的方式、更广泛的传播渠道,以互动的方式，与读者沟通交流，像吴仁宝举行“华西村新闻发布会”，接受媒体记者的诘问，大概是破天荒的第一次。一般性的典型报道将会减少，取而代之的是亮点报道。因发展环境的复杂性和特殊性，“成功”模式不再包打天下，亮点报道多样化，使媒体不必再担负保证被报道对象十全十美的压力，同时可为受众提供更多可参考的信息。

　　二是政绩报道总量减少，理性报道增多。

　　新农村建设是系统工程，搞表面文章不再那么容易蒙骗新闻媒体。政绩报道不符合服务型政府的定位，因政绩工程而劳民伤财，甚至使已经富裕的农民资金链断裂而破产的事情并不少见。见官见数字不见人的报道将会减少，采访注意搜集更全面的信息，不做简单判断，进行式报道代替完成式报道，不回避问题和冲突

　　三是改变新闻报道上的二元结构，利益代言逐渐趋向均衡。

　　在近年来媒体城市化趋向中，媒体更多关注城市里的风吹草动、市民的琐屑小事，潜意识里用城里人眼光来报道农民、农民工。随着国家对“农”字号问题的格外重视，大众媒体将会改变农民、农民工话语缺席现象，改变新闻报道上的二元结构，像“只问民工荒，不问民工苦”这样的倾向式报道将不再出现。

　　四是用“心和脚步”进行的采访增多。

　　在新农村建设中，会出现很多新现象和错综复杂的问题，记者必须亲自去调查，才能写出真东西。《南方农村报》最近结集出版《南中国“三农”问题调查》，被三农专家李昌平评为“用心和脚步写成的书”，这种与农民全距离接触的报道将成为记者的新风向标。

　　五是城乡互动融合成媒体发展趋势。

　　由于城乡统筹发展，城市信息和农村信息将交汇互动。城市需要农村的农产品、旅游等信息，农村需要城市的消费、教育、致富等信息。建设新农村会给各个阶层带来或多或少的影响，城里人、村里人开始互相关心起来。城乡互动报道将成趋势，城市报刊将向下渗透，农村报刊将向上渗透。比如《商界》下属《农村致富天地》去年底更名为《城乡致富》，不单纯面向农村，同时面向农民工、下岗工等欲创业群体。都市报、网络是新农村报道的重要力量，而不再是旁观者。潇湘晨报、红网今年2月就联合组成“湖南新农村”考察报告采访团。

　　最后，媒体将不得不真正加强公信力建设。

　　农村信息渠道传播渠道将越来越多样化和现代化，农民的媒介素养将会提高。假医疗广告、致富广告等在农村将越来越没有市场，甚至会被起诉，而目前农村仍是这类广告最大的市场。假广告比错别字的危害要大得多，不被短期利益诱惑的媒体将会下大力气整治，甚至进行自我批评，对已经发现的刊登过的假广告进行更正。在全社会思考如何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的同时，如何更加科学地报道、科学地经营，也将成为具有协调社会重要功能的媒体的新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