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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铭铭
北京大学教授
若说20世纪中国是个“文化极端主义时代”，那么，去年年底由学者推动、由国家颁布的“文化遗产日”，其意义便不可小视。20世纪是一个“漫长的年代”，在那一百年中，国人为摸索民族复兴的道路，频繁付出巨大代价，我们在短短的光阴里遭遇太多事件，恨不得时间过得再快点。在战争与饥饿中牺牲，无疑是代价中最沉重的；而为了获得文化的现代性而不惜破坏自己的传统，牺牲自己的文化，这一代价，一样的沉重。“文化遗产日”的颁布，使保卫传统的民间呼唤，被官方认可和接受（甚至可能被推为新口号）。保卫传统的呼唤，过去往往被主流的“去传统政治”所淹没。“文化遗产日”的颁布，改变了这一局面。国家颁布“文化遗产日”，是纠正“文化极端主义”错误、还遗产应有历史地位的重要举措。
有次我跟几位学界朋友闲聊，谈起我对于“文化遗产日”的态度。他们中有几位跟我意见大致相同，而有一位却认为，文化遗产的保护，一旦蜂拥而上，便可能沦为企图从政府获得“资源”的各色人等的牟利手段。他列举出了一些学者姓名，接着说：“哎呀，他们都忙乎得很啊，到处搞所谓的遗产调查，到处参加各级政府在五星宾馆召开的所谓文化遗产学术讨论会，学问都不做了……什么文化遗产啊？这些所谓学者，招摇撞骗而已。”
如此批评，先使我想起遗产旅游（及其文化破坏作用），之后使我回想起些许相关观察。我曾作为局内人从某个富裕地区政府部门了解到，几年以前，这个地区已投入几亿元来申请进入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有钱了是好事，这下省、市、县各级的有关部门和学者都来参与其中，申报项目的有，申报研究课题的也有。项目与研究中，有的确是与申报工作的主题直接相关，可是，有的却只有间接或次要关系，甚至许多与之毫不相干……这些都不要紧，要紧的是，几年间，整个地区闹成一团，报纸、电视不断报道，政府为了增加当地遗产的知名度，每年耗费钱财举办“文化节”，邀请各方神圣来宴会与旅游。整个地区，多年来宣传费用居高不下，文化活动极度频繁；本来许多也该保护的遗产没保护，为了突出被选择的遗产在当地景观中的地位，政府强行拆除了不少本来也具有同等遗产价值的建筑。而“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给的名额特别有限，几年后，本来可以用来建设一所高等院校的数亿元花光了，“遗产”申报工作却没了下文。对于如此“申遗”，平时被传媒“轰炸”得天天盼望好消息的老百姓，没有意见是不可能的——他们终究是纳税人。
我对于“文化遗产日”的意义，有充分认识；另外，我也景仰那些为了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奔走呼号的前辈。如今政府财政收入大增，动用重金来营造我们生活的文化氛围，没什么错。然而，我那个朋友所发的牢骚，却也非毫无道理。
近些年来西方“遗产”观念“东征”（观点是英国历史学家DavidLowenthal提出的），我们的“文化自觉”与此相关（一如现代性的追求，这样一种“事后诸葛亮式的自觉”，有步西人之后尘的嫌疑）。作为研究者，我怀疑这种“自觉”的独创性，但为了理解，我还是相信它源于一个值得肯定的观念转变：在此之前，国人都误以为，凡是现代人都应反对以至破坏传统；如今人们才意识到，作为一个现代民族，我们也需要珍惜自己的过去。然而，难道中国的事情，都得通过“运动化”才能落实？
对于遗产保护，我心情很矛盾：一方面，我欣喜地看到这有助于国人摒弃“文化极端主义”；另一方面，我觉察到遗产保护已有“运动化”苗头。我以为，文化遗产源于历史的积累，不可能一蹴而就地“再创造”。遗产保护是好事；好事无疑永远是事儿，但要留住这个词汇中的“好”字，我们就需要小心谨慎，防止好事变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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