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意调查首次进入考察程序

　　闯过了政绩考核关之后，邱明君和另两竞争对手，又将面临一个崭新的考验：民意调查。

　　对官员的民意调查在西方国家屡见不鲜，但国内首次使用者，则是内蒙古，该自治区的统计部门曾组织过大规模的社会满意度入户调查。此后，南京市曾于2002年推出 “万人评议机关干部”活动，成都市新都区尝试过每年“千人评议党政领导干部”。

　　2004年，中组部在考察省部级后备干部首次试用民意调查，派出农调队到农民和居民家中抽样调查。

　　在座谈会上，中组部长贺国强对民意调查曾有这样一番评价，“一些干部之所以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热衷于做表面文章，除了本人的素质外，一个重要原因是考核干部的手段还不尽科学……避免考核失真失实，最根本的办法就是坚持走群众路线。”

　　在全国换届的3省试点中，民调方法颇有不同，但最后，将民调范围集中在“两代表一委员”的方法获得了更多认可。

　　而为了不让民意调查与民主测评范围重叠，绵阳进一步锁定为在基层的党代会代表和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中的非中共党员为民调对象。

　　颇有意味的是，绵阳市500人的民意调查和200人的民主测评，最后形成线型图对比，结果“官评”和“民评” 的曲线走向大体吻合。

　　本报记者了解到，民调的框架设计中，除政治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等大的类别外，居民收入、住房、交通、能源供应、生活环境改善和子女入学、就医收费等“群众生活改善”情况，成为民调的评价要点。

　　“‘官评官’，难免有利益关联在里面，‘民评官’就更真实，我们将民意调查和民主测评这两个范围区分开，就能听到很多工作圈以外的声音。”调研组一位官员说，“信息汇集起来，我们要寻找的是薄弱点。”

　　这种薄弱点确实找到了，在某县试点时，县党政两位主要领导的“优秀”得票率在民主测评时都接近70％，且基本没有不称职票，但民意调查的结果却不然：“满意”票只有35％左右，“比较满意票”也不到30％。

　　两个票数悬殊的原因，在民意调查表上清楚地显示出来：尽管比较敬业清廉，但可能是害怕触及利益矛盾，一些老百姓长期反映的问题始终被他们“和了稀泥”。这个民调的结果，最后直接导致这两位官员被迅速调离。

　　民调的引入，无疑是此次“新法”中最具创新意义的一环，新华社在评价时称之为——“大胆引入”。

　　个别谈话开始“面对面”

　　在以往的干部考核中，个别谈话都是“背靠背”——也就是说，考察组主要是听取考察对象外围的意见，所了解的情况对本人都严格保密。

　　但在绵阳试点，组织部门却在个别谈话环节设置了一个特别的集体面谈。

　　邱明君迈进会议室时，就惊讶地发现，桌上有一张《考核对象谈话提纲》，上面有3道题目，要求在30分钟内谈完。

　　第一个问题是，列举出自己在任职期间做的最有意义最满意的几件事情和最不满意或最遗憾的一件事情，并说明原因。

　　第二个问题则是“按照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你所在地方或部门存在哪些突出问题，有什么解决办法？”

　　正对面，考察组长、省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蒋先继习惯性地眯着眼，边听边记，时不时还看看对方的表情。除了考察逻辑思维能力、语言表达能力以外，集体面谈还要观察其自我认知能力和心理素质。

　　“有同志反映你在工作中有时显得比较软，请谈谈你自己的看法。”这个问题颇为尖刻，事实上，在组织部门的设计中，这个问题是民主测评、民意调查中反映出来的最突出问题。这是一个“压力测试”，考察的是个人的心理素质和应变能力。

　　“这样互动式面谈很好，各个考察对象的特点一目了然。”后来，在北京开会时，老邱发言，“特别是面对群众集中反映出来的问题，考察对象有申辩解释的机会，同时也可以知道自己的不足。”

　　这个集体面谈的办法后来也被吸纳到了草案中。针对不同对象，综合考核要求考察组分类设计谈话提纲，分别确定谈话重点。

　　“过去常常是很模糊地问，‘谈谈你对考察对象的看法’，”四川省委组织部干部一处副处长程文茂分析，现在找的人和设计的问题不仅“有的放矢”，而且很注意收集事例，“请你谈谈你对某某在工作、生活中印象最深的几件事情”。

　　“凭实绩用干部”提法将变

　　考察到最后关头，如何对考察对象进行综合评价？

　　中组部干部政绩考核评价工作专题调研组，最初确立的框架体系中，实绩分析处于结论性的位置。但四川的独特做法，最终却促成了考核评价体系的转向。

　　“各地政策环境、地域条件千差万别，就靠一些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数据，能对一届班子和干部作出精确评价吗？”组织部门参与绵阳试点的一位干部坦言，当初提炼核心指标的过程“绞尽脑汁，弄得很痛苦。”

　　就在绵阳试点中，四川决定放弃将各环节形成的有关数据进行赋值加权计算总分的做法，而采用“分类定量，综合定性”的方法，也就是说，对党政领导个人的实绩分析，除数据指标外，主要依靠民主测评、民意调查和个别谈话中的信息，最后加以综合。如果几个环节形成的评价结果不一致，以群众公认为准。

　　“指标数据要重视，但在条件不完全具备的时候，作为考核依据不能过度强化”，在北京座谈会上，四川省委常委、组织部长魏宏发言时解释，“对领导工作的评价，不同于物质发展的简单经济技术评估，从执政的角度讲，领导行为最终还是要通过民意来反映，通过社会评价来反映。”

　　在绵阳试点中，根据“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综合分析，考核组最后肯定了邱明君的工作——主政期间，邱明君不仅积极偿还政府多年欠债，还给继任者留下了一个更好的工业底子。

　　2005年8月，邱明君当选为绵阳市副市长。

　　也就在这年秋季，第二批试点时，绵阳的这个综合评价方法，最后为各试点地所采纳并进入草案。

　　“这意味着连提法都要改变了，”四川省委组织部一位长期研究考核体系的干部分析，“过去是‘凭实绩用干部’，现在是‘从实绩看德才、凭德才用干部’，这里面有很大差别。”

　　这位人士认为，此次全国4级地方班子换届，新的考核办法将包括民主推荐、民主测评、民意调查、实绩分析、个别谈话和综合评价等方法，将推动中国各级官员政绩观的转变，“而指挥棒最关键的变化，就是从‘GDP转向科学发展’”。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