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民工家庭能扛多大风险

　　本报记者何海宁

　　实习生黄志鹏沈洪

　　“只差一米，我就抓住妈妈的手了”

　　寻找父母的遗体，这是17岁的吴维林几天来一直在做的事情。

　　2006年6月9日，少年眼睁睁看着妈妈、爸爸跳入闽江，消失在湍急而浑浊的水中。为了拉住母亲，他在湿滑的地上摔了一跤，“只差一米，我就抓住她的手了！”

　　泪水中，少年在回忆妈妈最初的哭泣——5月中旬一天晚上，母亲陈爱华流泪说“肚子很疼”。吴维林以为是阑尾炎，急忙打车准备去医院。但陈爱华对司机说了一个儿子不知道的地名。在一座大桥边，两人下了车。

　　这里没有医院，只见一条大江横亘眼前，远处深山魅影朦胧。吴维林意识到事情有些不对，他要母亲回去。“但妈妈让我陪她坐坐。”吴维林回忆道。

　　“她讲了很多心里话，我记得最清楚的一句是，‘你妈不会赚钱，又得了病，你就让我去死吧’。”吴维林说。这把孩子吓坏了，他拉住母亲就往回拖。“她抱住我，说我们一起去吧！我说不行，她说那你放手，我说不行，你是我妈妈。”

　　陈爱华挣脱儿子，径直向江边奔去。吴维林伸脚绊倒她，最后把母亲拖回了家。

　　父亲吴方华知道后，狠狠地骂妻子：“你死掉了，两个孩子怎么办？”陈爱华的回答让他们心惊胆跳：“那就抱着他们一块死吧。”

　　陈爱华几乎是在丈夫的强迫下去看病的。吴方华的班长雄京中多次看到，陈爱华抱怨看病太贵，吴方华安慰她说：“ 命是自己的，钱没有了可以赚回来。”于是，陈爱华再次抽泣。

　　而据陈爱华的弟弟回忆，出事的前一星期，陈爱华给母亲打了电话。她说了一句很沉重的话，“我不想增加儿子的负担”。在37岁的母亲的眼中，大儿子已经快到娶妻的年龄，但家中还没办法盖房，现在生病了又欠下“一屁股债”——吴方华向大嫂和陈的姐姐分别借了1000元。

　　6月9日8∶00，陈爱华告诉老乡徐秋花，“我要回家了”。夫妇俩手牵手走出工地，许多工友很羡慕，两人在37 岁还能如此恩爱。

　　一家三口坐上前往台江医院的公交车。此前，陈爱华曾在此就诊。但在公交车停靠解放大桥堤岸的车站时，女人猛地站起身跳下车，冲向闽江。吴方华追了出去，喊道：“你不要做傻事！”

　　但吴方华没有拉住妻子，反而被拖下了江。最近，福州一直阴雨连绵，闽江中风大浪急。父母在漩涡中沉浮，吴维林清晰地听到爸爸最后一句话：“我不会让你一个人死的！”

　　等警船赶到时，江上已经平静。

　　1859元因何致人死地？

　　由于病历本随夫妇俩落入江中，目前很难确定陈爱华的病情。福州台江医院出示的6张处方笺中，只有两种消炎药。 “可能是比较常见的宫颈炎症。”该院副院长郑主恩对本报记者称。

　　处方单表明，药费加治疗费共为1859.04元。

　　目前，很难判断医院的收费是否合理。但陈爱华的姐夫冯成良认为，“这家医院在农民工里头名声不错，比较便宜。 ”他本身也是一名农民工。据郑主恩介绍，在福建省卫生厅公布的报告中，跟其他医院相比较，台江医院每季度的处方平均价格是比较低的。

　　“但如果你了解农民们的收入和支出，你就会明白，陈爱华为什么会因这点药费自杀。”当地一位社会学家说。

　　2006年元月，吴维林一家三口来到福州。吴方华在工业区做木工，每月1400元。陈爱华的求职却一直受挫— —她到工厂，因无技术没人愿意接收；去快餐店应聘，店主嫌她年纪太大；后来当了两个月的保姆，每月700元，但因为与雇主发生矛盾而辞职。

　　他们一度在工地外租房，租金加水电费每月100多元；煤气，每小罐30元；为了节约，吴方华的衣服打着补丁，抽2元一包的香烟，但饭还是要吃的——这里的大米每斤2元，猪肉每斤6.5元……吴方华还要给家里的小儿子寄钱，每月 200元。

　　媒体统计表明：2005年，福州市外来工平均工资15430元。但新华社记者认为，这个数据过于乐观——他们在福建省一些私营企业了解到，农民工“每天工作时间在13个小时以上，而每个月的工资只有700元左右”。

　　而医疗方面的支出呢？

　　2006年6月，国家统计局福建调查总队的一份分析报告显示：2005年，该省城镇人均医疗保健消费支出为478 元，比1998年增长2倍；其中人均诊疗服务支出由1998年的21元上升到141元，增长5.7倍。

　　“更重要的是，社会保障体系跟不上。”郑主恩说。毕竟，台江医院不是浙江杭州的“崇一”民工医院，要靠利润生存。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数据表明：中国上亿农民工中，有工伤保险和医疗保险的人不到1／3；用工单位在农民工发生工伤时提供相关费用的不足50％。很多时候，对保险的诉求反而成为他们求职的障碍。陈爱华夫妇打工多年，甚至没有听说过“保险”两字。

　　“社会中还应开办一个医疗救助基金，穷人没有钱应该先治疗，政府应该有这个能力举办这种基金。”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所长刘开明建议，“弱势群体的抗疾病能力实在是太弱了。”

　　不认命的女人

　　此前，病痛——包括其他风险——已多次打击这个普通农民工家庭。

　　2005年春节后，陈爱华在合肥某工地当水泥工。“女性不能从事这样繁重的体力活，”刘开明说，“这违反了劳动法、妇女权益保护法。”

　　但求职屡屡受挫的陈爱华别无选择。就在为自己的工作“庆幸”时，她从脚手架上摔下来，脑袋狠狠撞到了地面。CT 的诊断是“头颅骨开裂，有淤血”。

　　夫妻俩不得不面临一笔医疗费的压力。

　　几乎所有的兄弟姐妹都赶到了合肥。住院之初，亲人们到处寻找工地老板讨钱，但老板一直不见踪影。

　　在当地劳动局的协调下，老板勉强支付了医药费。但陈胜发回忆说，“如果这天医院说要1000元，老板就只给500 元，还一直拖。”住院一个月后，老板便不再理会这位女工。她没能获得误工费，也没有任何补偿——她与老板没签合同，属于《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中描述的30.62％，这份报告是国务院研究室2006年4月发布的。

　　陈胜发记得，医生认为陈爱华可能留下后遗症。亲人们都劝她再住院观察一段，但她心疼钱，草率地离开了医院，自己在小诊所里开了一些药吃。

　　“后来，妈妈一想事情头就会痛。”吴维林说。

　　2005年中秋节过后，一家3口辗转到安徽淮南，这次的包工头是陈爱华的弟弟陈胜和。但这也没给她带来好运。弟弟安排她在一家连锁超市的工地上当瓦工，老板开出的工钱是每天30元——这让她兴奋。

　　辛苦100多天之后，老板却只能支付30％的工钱，让他们先回家过年。陈胜和懵了，没想到这几年的拖欠民工工资大潮会冲到自己身上。他和姐姐一起找老板讨钱，找劳动局投诉，但最后也没能领到属于他们的工钱，4万多元就这样打了水漂。

　　不得已，陈爱华只能先回老家过年。那里还有他的希望——在老家，10多亩的毛笋已经被菜贩子收走，他们商定在冬天回家时结账。

　　虽然当年毛笋价格下跌，每斤只能买6元，但不出意外的话，她依然会有1万多元的收入。然而，住在乡里的菜贩子不见了踪影……

　　“除了在吃团圆饭时，母亲笑过之外，更多的时候是愁眉苦脸。”吴维林回忆说。

　　大年初二回娘家，陈爱华和陈胜发在小屋里说悄悄话：

　　——　“你的命怎么这样磕磕碰碰的？”

　　——“我也不知道。”

　　“能养家糊口，能供孩子读书，能有间房子，这就是我们最大的心愿了。”陈胜发说。

　　“这个年龄应该是事业不断上升的时候，但陈爱华的遭遇太惨痛了。她又是一个不认命的人，好强促使她跳江。”刘开明说。

　　而这场妇科病，成为压在陈爱华身上的“最后一根稻草”。

　　典型的打工家庭

　　今天，吴维林小心地保存着惟一的“全家福”。相片上，吴方华留着小分头，国字脸庞，很像一个书生，他紧紧搂着爱人。陈爱华眉清目秀，梳了一条马尾辫。

　　吴方华一家来自江西宜黄县小付元村——位于山沟里，没有马路，没有电灯，几乎所有村民都搬到了乡里住。结婚后，吴方华也搬了出来，租了两间平房。

　　“晴天时阳光进得来，下雨时水也能漏进来。”陈爱华的大哥陈胜发说。现在家中惟一值钱的东西，还是陈爱华的“ 陪嫁”——一部黑白电视机。

　　1990年后，两个儿子相继出生，吴方华把主要时间放在照顾孩子上，只有在农忙后才出来找点小工。1999年后，他才常年在外打工，和其他1970年代出生的农民构成了第一代农民工大潮。

　　这也是一个外出打工家族。吴方华的4个兄弟、陈爱华的4个兄弟姐妹都在浙江、广东、上海、福州、安徽等地辗转，或者进厂，或者在建筑工地上。

　　丈夫不在家，陈爱华挑起了所有的农活，甚至超出了一个女子所能承担的重担。

　　山沟里的田地几乎没有村民愿意耕种：山里有麻雀抢食、野猪糟蹋，而且只能种一季水稻，收成几乎折半。但陈爱华除了耕耘自家地外，还承包了其他村民的田地——总共10亩。陈胜发经常看到，妹妹挑着100多斤重的木柴从山里走回来。

　　在乡里，陈爱华尝试着各种赚钱的小买卖。她的遗物中，有一张写在香烟盒背面的纸条，爬满了密密麻麻的小字，详细记录着制作油条的方法。

　　“这是一个典型的农民工家庭，试图通过勤奋的劳动去改变她自身的命运。”刘开明说。但几年过去了，家境依然贫寒。2004年，夫妇俩作出决定，让正在读初二的吴维林辍学——与其让成绩不好的孩子每个学期花500多元，不如让他出来打工赚钱。夫妇俩又把小儿子送到了县城一所寄宿私立中学念初中，每学期学费3000多元，这对他们来说无疑是一笔巨大的经济负担。

　　“他们宁可让孩子上高价学校也要改变命运，代表了中国农民想改变命运的倔强性格。”刘开明唏嘘说。

　　为了孩子的学费，夫妇两个又开始在城市中辗转，直到梦断闽江……

　　苦寻亲人遗体

　　6月11日，亲人们租了一条渔船，在茫茫闽江上寻找尸体。一整天，无功而返。

　　今天，两名亲戚准备坐车到海边继续寻找。吴维林和其他亲戚则到了福州大学，有一名从事慈善事业的退休教师愿意为他们提供吃住。

　　如果再没有消息，他们将放弃搜寻，因为他们已经无法承担车船费——每天500元。

　　在家乡读书的小儿子至今仍然蒙在鼓里，亲人们不敢告诉他这个悲剧。

　　“现在我首先要找到爸妈的尸首，然后弟弟不能停学，我也要生存下去。”吴维林依然穿着那条花哨的牛仔裤，但似乎长大了不少。 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