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是平的，建筑呢？
建筑师说：我们只能在我们的时代用局部的正确性考虑一些事情。
撰稿／汪 伟（记者）
世界是平的
2006年6月5日傍晚，央视新大楼的设计者、荷兰建筑师库哈斯匆匆赶到青浦新城大师论坛时，麻省理工建筑系主任张永和的演讲已近尾声。
“作为一个建筑师和知识分子，我的设计中有些元素是中国的，有些是普遍的。它与一个人的生活背景和经验有关，但不止是一种民族情绪。 ”张永和似乎在结束他的演讲，又似乎在欢迎库哈斯的到来，“我希望，对外国建筑师在中国的工作，不要做义和团式的理解。”
这个看法显然不是即兴的。在去会场的路上，一位主办方人士问他，有人说中国是世界建筑师的实验场，如何看这个问题。张永和反应快而强烈，“这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在他看来，中国幸而没有，显然也不能，自外于这个时代。
作为全球化的一个表征，日本建筑师矶崎新与张永和、马清运在青浦谈笑甚欢的时候，库哈斯的班机正从北京赶往上海。作为全球化的另一个表征，我们可以看看两个关于大师论坛的段子。库哈斯来到中国后，有人发明了一个段子：库哈斯是一个荷兰人，为了中国人民的建筑现代化事业，不远万里，来到中国。而在比大师论坛早两天的新闻发布会上，主办方告诉媒体，中国建筑师马清运即将到美国南加州建筑规划院出任院长职务，有人现场也编了一个段子：张永和和马清运是两个中国人，为了美国人民的建筑现代化事业，不远万里，来到美国。
一切好像是在论证美国人托马斯·弗里德曼的论断，“世界是平的”。虽然争议也永远存在。
世界是平的，以至于张永和告诫中国学生，美国不是学建筑的好去处，如果不能去欧洲，至少呆在中国老老实实盖房子，也要长进得多。因为，“美国的建筑不仅落后于欧洲，而且已经落后于亚洲了——说亚洲还要把日本先去掉。”
论坛东道主、青浦区副区长孙继伟曾说过，一些大的工程需要很多设计师的参与，却没有人想到，要为中国年轻一代的设计师提供参与的机会。这位热爱建筑的官员说，日本1970年代的建筑热催生了一批大师，但不给年轻人提供机会，中国这一轮建筑热里会有中国的大师产生吗？
世界是平的，按照库哈斯本人的说法，来到中国是一桩生意，但决不仅仅是一桩生意，他说得明白，“我所有的建筑作品，都是我的政治激情的投射。”在中国也不例外。
库哈斯设计了ＣＣＴＶ新大楼，业内争议不少。这种非常专业化的争论暂且不表。来自建筑行业之外的质疑，大多觉得挑战了从前的视觉习惯，另外，关于造价的议论也不少。库哈斯如何将政治激情投射到建筑设计之中，因为需要非常详细和专业的讲解，反而没有人来过问。
对占地达到4个ＣＢＤ之多的央视新大楼，一直有人坚持这块地应该用围墙围起来。库哈斯的工作之一，是劝说甲方放弃围墙。这一点其实无需专业的建筑知识也可以理解。因为围墙的存在将会提示所有人，世界是不平的。
老问题还很多
也许因为世界是平的，有一些问题显然常常被问到。马清运主持的马达思班事务所设计的浦阳阁，是一栋人工湖面上的建筑，6月5日晚上，论坛转到这栋建筑的屋顶进行，凉风习习，建筑师刘家琨、马清运、张永和、库哈斯和矶崎新一字坐开，大灯打在他们脸上，观众则坐在背光的黑暗里。张永和探头望了望，说，观众席看上去鬼影幢幢。当他被问到第一个的问题——建筑师在北美如何面对贫困，他和身边的同行交流了一下，给出了一个慎重的回答，
“这个问题经常被问到——城市建造的过程中，常常要遭遇到贫困问题。世界上有很多人和组织专注于解决贫困问题，尚且效果不彰，建筑师作为社会一分子，应该参与解决这个问题，我并不认为他们有任何解决这一问题的特长”，他补充说，“这是不能混淆的。”
张永和的回答一贯思路清晰而且深思熟虑，但建筑与贫困，建筑与权力、资本的关系，还是反复从不同的角度被问起。建筑作为物质形态的财富，当其睥睨众生的庞大的体量让人联想到这也是物质形态的权力时，建筑师试图从这种联想中脱身出来，这显然给许多人带来困惑。在中国，这种联想和困惑更甚。
张永和随后被问及，他设计的一栋深藏在京郊某个柿子林中的私人住宅项目，是否和故宫一样，存在一个建筑与权力的隐秘结构。他出人意外但仍然彬彬有礼地回答道，“没有”。
“一个人的购买力能不能直接翻译成为权力？”他反问记者，“中国封建社会的皇权和一个开发商通过金钱获得的权利之间能不能比较，我希望你再考虑。”
记者追问，在土地制度和产权制度都不完善的前提下，建筑师的工作，仅仅是从一块已经平好的地块开始的吗？
“这个问题和第一个问题有一个类似的误导：你在赋予建筑师很多他没有的权力。实际上，建筑师的工作局限在一个很专业的范围内，当我们谈社会问题、政治问题、文化问题时，我们和任何一个知识分子无异。并不是因为我们的工作接近资本，有时候接近权力，我们就有权力或者有资本。”
库哈斯插了一句话。张永和将它翻译了出来，是对记者的一个反问：“你是不是认为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完全一样？”
张永和幽默，好脾气。他有知识分子喜欢评价和议论的本色，乐于普及建筑的美和现代理念。但他似乎并没有意识到，“局限在很专业的范围内”的建筑师和所谓知识分子，他们在评价项目的时候，有一个不同之处，在于利益相关。显然，这种角色冲突难以回避，多数时候，更难以面对。
张永和拒绝回答哪个建筑是他造价最低的建筑，也不愿指出造价对他的设计的影响。相反，库哈斯津津有味地回答了同样的问题，并且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话：
“我想今天的讨论中，有一个角色是缺席的，那就是建筑评论家。”库哈斯说，“他们不仅评判而且定义，最重要的是他们探索建筑该走向何方，他们探索建筑的立场。”
刘家琨的解释
一个日渐平坦的世界中，资本和智力都会循效率最高的渠道流动；为了实现流动的安全高效，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会发生交换和结合。对张永和来说，这种结合与建筑无关——至少正是这个层面上，张永和拒绝从财富到权力的建筑想象。
刘家琨拒绝讨论建筑师在“建筑大跃进”中的角色，原因则要简单得多。
“现在媒体评判建筑有一个简单的归纳，如果是政府工程就看看再说，如果是房地产开发就减分，如果是学校教育园区就加分，如果是新农村住宅、希望小学就大加分。但实际情况很复杂。政府工程可能会有领导意志，但它确实是公共问题；房地产肯定有开发商的经济利益，但是确实解决中国很多人的居住问题。教育园区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问题，但那是一笔如火如荼的好生意。看起来没有问题的新农村住宅或者希望小学，我们也在积极地参加，但明明可以花5万块钱改建一座房子，再花10万块钱资助学生上学，现在非要花20万元新盖一个，劝都劝不住。”
简化了那种关于建筑和资本与权力关系的联想后，刘家琨给出了另外的答复。
“建筑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事情。它的寿命很长。故宫是为永乐皇帝修的一个大四合院，苏州是一个豪富修的院子，但面临时代的变迁，它作为财富和权力的象征是会变的。”刘家琨说，“我觉得财富是流动的。不管现在的财富在谁的手里，所有的财富都是社会的财富。”
“所以不要简单地根据建筑师现在做的项目决定他的道德和良心。建筑在本质上，是用无言的物质在具体的场所为被动的大多数建立一种真实的关系。建筑师动用了大量的社会财富，他的责任如果在自己的专业里面，他就应该善待自己的财富，使这个财富能够达到最佳的性价比。我们做的事情只有一个局部的正确性，所以我们只能在我们的时代用局部的正确性考虑一些事情。”刘家琨说，“谈到道德、建筑师的良心，这些在社会周期里面都没有完全考虑进去。”
身着唐装的张永和被催促着提前离席。临走前，他以一个最传统的中国人的方式，表示了歉意。“双亲在堂，身体都不好，我还要赶去北京的飞机。”
库哈斯从北京飞往上海，张永和从上海飞往北京。在青浦的一天里，“世界是平的”至少在空间上是被反复论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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