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6月10日，中国第一个文化遗产日。

　　期间，经国务院核准的第六批1080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正式公布，数量接近前6批1271项的总和。而同时公布的全国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共达581项，更被外界评论为“开启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元年”。

　　也许从文物保护的角度看，文化遗产的“物质”和“非物质”两种形态，足以经有关文物囊括进来。但是，我们的历史记忆与文化想像就不这么简单了。换句话说，属于我们这一代的历史记忆和文化想像是什么？

　　我们的文物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厚待”，并且由政府立法保护，相信状况会渐渐好起来。因此，相对而言，我们有必要梳理一下我们这一代的历史记忆和文化想像。于是，我们特意选择了两个具有代表性的“草根拯救”标本——他们的个人保护行为中所透露出来的精神也许才是更重要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文物保护应该是全民的。

　　“草根拯救”示范之一

　　黄慧英：拉贝故居的发现者

　　站在中山路和广州路的交叉口，向西南方向望去，一个巨大的“威尼斯水城”的广告牌躺在那里，眼光向下拉，一个小巷子的巷口露出一个西式风格的小洋楼，门口两侧的墙根摆放着几个修车老师傅的家当。

　　这里就是位于南京市小粉桥1号的拉贝故居——曾被誉为南京“辛德勒”的德国人约翰·拉贝70年前居住的地方。这个地方曾是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时期的难民收容所，拉贝在这里救济了600多名难民，并且知名的《拉贝日记》也是在这个小楼诞生的。

　　日前，这座小楼已经修缮一新。此前，曾有媒体报道说，拉贝故居修缮后将在2006年8月向公众开放。故居旧址上还将设立“拉贝与国际安全区纪念馆”、“拉贝国际和平与冲突化解研究交流中心”。南京大学档案馆馆长汤道銮兼任拉贝故居的馆长，在记者采访时她解释说：“估计要推迟了，可能要到10月份，目前修缮工作已经结束，下面主要是内部展览的安排。”

　　尽管《拉贝日记》已经面世，但是汤馆长坦言，社会普遍对拉贝先生的了解还是太少。“去年我们接手拉贝故居的修缮工作时，可以说除了一本《拉贝日记》外，什么资料都没有，后来，找到一本《拉贝传》，作者黄慧英正好是南大校友，她又正好在南京工作，联系上她后，我们的视野一下子开阔多了。”汤道銮馆长兴高采烈地说。

　　记者随即联系到黄慧英——拉贝故居的发现者，现任南京市明城垣史博物馆书记、研究员。黄书记告诉记者说，“我1983年南大历史系毕业，当时分到南京市档案馆。1988年，我在南京市档案馆发现了南京市参议会的一段短讯，称拉贝生活陷入困境，他在南京大屠杀期间担任安全区主席，对南京市民的贡献很大，拟成立拉贝募捐委员会对他进行资助。这段几十字的文字引起了我的兴趣，便开始在有关档案中查寻蛛丝马迹，逐渐撰写有关拉贝的学术论文，介绍拉贝的生平事迹。”

　　由此，黄慧英走上了拉贝研究之路：1988年12月，发表论文《南京沦陷期间一位德国友人拉贝》；1997年3月，考证出拉贝故居的准确地址；2002年出版传记文学《拉贝传》……

　　据悉，拉贝故居在上个世纪90年代末曾被列入拆迁的范围，后因黄慧英“发现”之功，才转危为安。后来经过考证后，南京市委市政府决定修改市政建设规划，并在1999年1月11日，南京市有关人士向新闻界公布消息：将拉贝故居永久保留。

　　拉贝一直相对不被特别关注这并非偶然，黄慧英认为有3个原因：“一是拉贝作为安全区主席，主要与日军上层、日本、英、美、德等国大使馆交涉，行动不为一般人所知，很多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史料中对他的记录太少，不像其他西方人，从事具体事务，与难民有大量接触；二是拉贝日记及其有关资料一直没有公开，而其他安全区成员的资料、日记都相继公之于世；三是还有战后东京审判时，他出于特殊的原因不便出庭作证，有关事迹没有被披露。”

　　但是，黄慧英强调说，“拉贝和南京、南京人民的感情是最真挚的，否则的话在他有困难时，南京不会出现政府和民间同时为他募捐的事情。”记者查找相关资料时，在南京市文物局一份文件上发现了拉贝故居的“保护级别”，文件名是《关于将“拉贝故居”申报第三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的函》，其中提到“2004年年底，经市政府批准我局开始了第三批市级文物保护的申报工作。‘拉贝故居’已被列入申报名单”。文件签发时间是2005年8月18日。

　　专家评说：

　　文化遗产日

　　当天批下来

　　昨天下午5时许，本报记者接通了南京市文物局文物管理处处长衣志强的电话，当求证“拉贝故居是否入选第三批文保单位”时，他高兴地说：“已经批下来了，就是6月10日，第一个文化遗产日那天。”记者问道：“在采访时有不少人质疑，像拉贝故居这样具有历史价值和纪念意义的地方，为何到现在才入选南京市文保单位？”衣处长解释说：“批文和保护是两码事，市政府批准是因为它具备了这个条件，批下来之后，就是划分保护范围，树立保护标志等工作。”

　　同时，据衣处长透露，“1992年的时候，拉贝故居曾经申报过文保单位，但是当时相关资料尚不完善，具体地点也没有明确确定，并且申报存在一定的争议，于是申报工作就搁下来了。”

　　“草根拯救”示范之二

　　高松：门牌是活历史教科书

　　6月10日，南京市建邺区一个宁静的小区里，刚好不惑之年的东北人高松坐在自家客厅清代的高背雕花椅子上，轻轻吟唱着自己杜撰的小诗，表情就像在向客人介绍自己的祖传宝贝一样。

　　就在他的头顶——六层楼房的跃层，地面上密密匝匝地平铺着数不清的南京老门牌。高松说他也没有正儿八经地统计过，“不过可以肯定快有一千个了”。木匠营3号、打钉巷12号、小礼拜巷15号、毛家苑8号……红底白字的、蓝底白字的、方的、长的、大的、小的，让人应接不暇。更让人惊讶的是，戴家花园、小贵山、豆腐巷……一些听过或者没有听过的街名、巷名，这里也能见着，仿佛一座小型的门牌博物馆。

　　历史系档案专业毕业的高松骄傲地说：“我这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年老之后开一间小茶馆，将我所收藏的门牌都贴在墙壁上，让市民可以寻找到以前的身影。”

　　“你知道它们的价值吗？”不容你说，高松就比画着说：这些只是他收藏的一部分，“连我3岁的女儿高山流水都知道这些是她爸爸的宝贝，从门牌旁边过时总是踮着脚说‘牌，爸爸的’。”

　　跃层上这些门牌的左侧一角摆放着一张红木质地、雕刻精细的床，高松说，冬天的时候他喜欢睡在这张床上，因为能感受到一个落寞时代的故事……床的两边和对面全是老古董，有摞成一摞的木质电风扇，有堆成小山的手摇电话机，有车头下方安装一盏小灯的德国原装自行车，古色古香不乏古典韵味的家具、门窗……

　　“我的高山流水古典家具货栈里还有不少老南京的水桶呢！”高松用手指了指窗外。而高松的妻子在一旁补充道：“我们家的电脑里保存的都是这些老古董的照片和资料，书籍上也是这么多年他收集的图书，粘贴的剪报，正因为这些东西太多没处摆了，我们才搬家搬到这里。”

　　“假如把这些门牌统一摆起来，铺满一堵墙，摆放在南京新街口最繁华的中央商场，或者新百，我敢保证，老南京们会一下子回到所有的旧日时光，有些人还会摸着门牌哭起来。为什么？因为这些门牌让他想起了老门口，想起了墙头上的争吵，想起了飘过门槛的丝丝豆腐香……”这就是高松，一位东北人理解的老门牌的收藏价值。

　　专家评说：

　　“门牌收藏很独特”

　　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知名历史学者胡阿祥认为，“门牌收藏作为一种个人兴趣来说还是很独特的。在收藏方面有一定的价值——不过关键是时间，看这些门牌是多少年代。”胡教授说评价门牌的价值大致可以从三个角度，“一是时代代表性；二是类别，不同时期有不同的标准；第三就是材料，取材都是有具体说法和一定根据的。”

　　至于门牌在拯救南京消失的老地名方面所起的作用，胡教授提醒说：“门牌具有显著的地域性，不能脱离本地，否则就没有什么价值了。”

　　南京市民俗博物馆的郎学礼对高松相当的了解，他分析，“高松来自东北，那里曾经遭受到侵华日军的洗劫，而南京则曾有过大屠杀的悲剧，他来到南京之后相似的历史背景很容易拉近这种心理距离。”同时他也强调：“一个东北人对一个南方城市的历史地理文化变迁这么了解，有这么深的感情，很了不起，值得我们南京人好好反思一下——因为这本应是我们南京人要做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