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案也搞“数字游戏”？

　　作者:傅达林

　　“政绩不够，数字来凑；官出数字，数字出官”。这句广为流行的顺口溜折射出的是一种病态的政绩观，向来受到人们的口诛笔伐。但可悲的是，时至今日，它不仅没有从官僚生态场上隐退，反而被“灵活”运用到了司法审判领域。近日媒体披露的一条法院“做卷”的消息，就让人大跌眼镜。

　　为完成法院规定的结案数，基层法庭自交诉讼费，凑人名，自按手印，伪造案卷凑数——这是黑龙江省海伦市法院内部的“做卷”秘密。知情者说，“一本卷半个小时就做出来了”。海伦法院开始“做卷”的当年，就被绥化中院授予“全市人民满意的法院”称号（6月12日《民主与法制时报》）。

　　中国习惯于用数字来评价工作，用数字来考核官员，这在缺乏科学的政绩评价标准的情况下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如果演变为“唯数字论”，将数字视为官员的政治资本，就容易使不少官员丧失理性，对数字产生“趋之若鹜”的狂热心理，从而造成各种假数据、假报表的现象发生。如果说这种行政领域的“数字出官”产生于特定的官僚体制，其危害的是官场生态的清明的话，那么，司法领域也玩“数字出官”，受其危害的，就不仅是司法系统自身的生态文明了——整个社会公正系统都可能因此失守。

　　现代社会，法院是恪守中立的“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这种社会公正系统中的功能和地位决定了法院必须恪守“不告不理”的被动角色，而不能像行政系统那样主动追求司法业绩。虽然表面上看，海伦法院下达结案任务，更主要的原因是考虑到保证编制的需要，拿他们院长的话说，是“案件数上来了，才能增编，保证人员，不然上面得撤编、合编”。但其背后，折射出的却是法院社会地位的错位和正义功能的丧失。在追求单位前途或是个人前途的狂热中，法院背弃了其中立、被动、消极的宗旨，而沦为一个政绩观至上的行政官僚机构。对于一个夹带部门利益的司法机关，我们又如何企求它来成为正义的主持者、为社会带来最后的公正呢？

　　分析法院“做卷”的缘由，有人认为上面目标考核指标过高是“病根”，其实不然。在我看来，司法领域也搞“官出数字、数字出官”，归根结底源于我国司法官选任制度的泛行政化，源于司法职业管理的泛行政化。在一个不是遵从司法职业特点的自治型管理模式，而是一个时刻讲究“下级服从上级”的行政化管理体制下，司法领导职务以及整个司法机关“凭实绩论英雄”，必将导致少数基层法院“政绩不够数字来凑”，成了“掺水”高手。报道中一位庭长的话再明白不过：“领导下的命令，你不做不达标，年度考核评模晋级没你的事，谁敢不完成？那就是死命令，有意见你敢说吗？不做收拾你。”可见，如若不从法院行政化弊端的体制源头上入手，则司法领域的“数字出官”实难彻底根除。

　　但愿法院“做卷”只是司法统计中极个别的“个案”。但这种个案凸显的许多问题，难道不值得我们整个社会反思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