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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韩两国同处东亚，对儒家文化的共同体认，使得韩国“新村运动”经验相比于欧美国家的农村建设经验更具可借鉴性。

　　同样值得称道的是韩国农民的自组织程度。统计表明，至1994年5月，韩国农协有农民组合员200万人，单位组合1359个，特殊农协44个。韩国农协已成为保护和推动本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组织，被韩国人称为“国民的生命库”。

　　就此而言，新农村建设参考韩国，的确是一个明智的选择。但就目前来说，对韩国“新村运动”经验存在诸多误读。其一，“新村运动”被认为是纯粹的政府主导。不可否认，韩国经济发展一直有政府主导的因素，但绝不仅仅是政府主导。韩国“新村运动”是政府注入资源、激发民间充分参与的过程，农民始终是建设的主体并且以制度保障这一地位。比如，在村庄建设中，建设什么项目，不是由政府自上而下指定，而是由农民充分讨论作出选择，也由农民自己来组织实施。政府则在硬件方面予以配套支持。村庄建设的过程，也是农民的主体意识和村庄社区共同体观念成长的过程。

　　其二，许多人把韩国“新村运动”理解为纯粹的村庄建设运动，其实不然。1945年韩国光复以后，韩国经济获得较快发展，但韩国国民的伦理道德水平严重滞后于经济的发展，战争、动乱和通货膨胀破坏了韩国国民勤勉、诚信、节俭的社会风尚。上世纪60年代以来，韩国城乡发展严重失衡，大批年轻人拥入大城市，农村原有的传统文化、伦理观念和社会秩序再一次受到冲击。韩国学者认为，从国外引进科技并不难，但国民的伦理道德水平永远无法通过引进获得，因此必须通过一种措施提高国民伦理道德水平，促进社会的全面发展和进步。

　　韩国“新村运动”即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启动。它是一个综合性、系统的、循序渐进的社会改造运动，从基础设施建设、人居环境改善，到发展农业产业、完善民间组织和国民伦理道德建设，其中既有“看得见的”盖房子、修公路，也有“看不见的”民族精神和社会文化的重构。其内容和意义远不只建好几个村庄。如果仅仅把“新村运动”简单理解为“新村庄建设运动”，那将对我国新农村建设产生严重误导。

　　(原载6月15日《南方周末》，作者谭翊飞，本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