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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等教育的问题，需要进行深入的教育体制、教学模式的变革，不是简单地靠增加投入可以解决的。不失时机地推进以体制改革为中心的教育改革，应是走出目前困境的一种选择

　　最近，国家有关部门提出控制高等教育扩招速度，将今年高校招生增幅调整为5%。从1999年至2004年，我国本专科生招生的年增长率平均为26.1%，研究生招生的年增长率平均为28.6%，大大超过了国民经济增长的速度。一般认为，高等教育的发展，应当大致与GDP的增速同步。但今年5%的控制增幅，大大低于GDP的增速，显示了政府加强调控的决心和力度。

　　连续多年的高等教育大规模扩招，产生了可以预料的诸多问题。除了大学高收费、产生庞大的贫困生阶层，当前最突出的是大学生就业难。在这一表象后面，是高等教育培养质量的明显滑坡，高校的培养目标、学科专业设置、教育内容和方法等许多方面尚不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

　　当前高等教育的发展，不仅承担着“大众化”的任务，而且承担着建设“创新型国家”、培养创造型人才和高水平成果、参与国际竞争的使命。在这方面，我们的成就究竟如何，也是不甚明了。可以看到的是高校普遍热衷于盖大楼、建大校园、追求豪华阔绰。与此同时，在行政导向的“计划学术”下，学科建设、学术发展很难按照学术自身的逻辑渐近地积累发展，而是遵循上级部门的指令，追求定量化的高指标。近年来高校逐渐增多的学术造假等学术腐败事件，显示了学术生态受到的损害。

　　当前制约高等教育发展最现实的问题是资源障碍，即“谁来为高等教育埋单”。被视为“财大气粗”的清华、北大等高校都备感缺钱，难以继续向“世界一流大学”进军，承担了高校扩招主要任务的省属院校，教育经费则已经到了危急的程度。连续多年的大规模扩招，有的省生均教育经费已下降为原先的1/3左右，一些地方甚至发生了银行封账的高校财务危机。

　　然而，高等教育继续发展的经费在哪里，至今并不清楚。首先，国家对高等教育的财政拨款已不可能继续增加。目前我国初等、中等、高等三级教育经费的结构中，高等教育经费约占24%左右，已经大大高于各国的平均水平。国务院领导一再明确表态，今后新增的教育经费将主要用于农村义务教育；其次，高校向银行贷款的渠道已被严控。目前全国高校的银行债务也潜伏着一定的风险，教育主管部门已严令清查和控制高校贷款；第三，继续提高学费的可能性也不存在。大学每年5000元左右的学费，几乎达到了“天花板”，教育主管部门三令五申不得再提高，严查高校乱收费。因此，增加高等教育资源的主要途径——政府拨款、银行贷款和收取学费——几乎都被堵死，而高等教育还要继续扩大规模和提高质量，路在何方？

　　高等教育的情况具有某种典型性。我认为走出困境的选择，就是不失时机地推进以体制改革为中心的教育改革，建立高等学校面向社会自主发展的新机制。以高等教育经费为例，事实上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的政府能够包办昂贵的高等教育。无论何种经济发达程度，大多数国家高等教育的主体是私立大学，而我国仍然是公办高校的一统天下，民办高校发展至今仍然步履维艰，规模很小，仅占本专科在校生的10%。可以设想，如果这一比例达到30%以上，困扰我们的经费危机将不复存在。

　　这里涉及政府教育职能的变革，涉及政府应该管什么、不应该管什么这样的根本性问题。国家应当包办的是义务教育，而高等教育则必需打破垄断，更大限度地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主导作用。

　　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和创造能力，更需要进行深入的教育体制、教学模式的变革，不是简单地增加投入可以解决的。必须认识，世界范围内优秀人才和创造性成果的竞争，本质上是不同制度文明的竞争。建设一流大学最为重要的是教育“软件”的更新和教育制度创新，最终建立现代大学制度。

　　如果在一个知识经济的时代，我们仍不能建立以知识分子为中心的学术本位的管理，而不断强化行政化的管理，使优秀大学逐渐向官场靠拢，那么提高质量、参与国际竞争的目标就难以真正实现。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杨东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