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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中很多人一直争取转正机会，他们中不乏教师队伍中的佼佼者

　　张家川县教育局人事科长马耀武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像阳上、阴山这样一师一校的村学，在张家川县有十几所，教师基本都是代课教师。这些偏远的山区农村，如果不是当地人，是很难待下去的。

　　记者走访甘肃省一些地区发现，县城里和乡政府所在地，由于生活条件相对较好，代课教师已基本不存在了。但在山大沟深的广大农村，代课教师仍普遍存在。他们是当地学校的中坚力量。他们几乎都是当地农民，平时除了教书也干农活。于是，他们有了一个共同的称呼“教书的农民，种田的教师”。

　　一个老师哺育一所学校

　　阳上、阴山村学的两位代课教师就是教师与农民双重身份。他们白天在学校上课，傍晚和周末干农活，可说是放下教鞭拿锄头。

　　水是这里是非常宝贵的资源。生活用水、农业用水基本都靠收集雨水，或从山下老远的沟里去担水。

　　除双休日，马爱莲每天从家里水窖打一桶水，担到学校，供学生饮用和清洁桌椅。她告诉记者，每次从水窖取水，爱人都非常不高兴。有一次爱人终于憋不住了，说，“家里水紧张，以后学校用水你到山下的沟里去担吧。”打这以后，马爱莲每天往返两个小时为学校担水。

　　记者到阳上村学采访时，正值星期一下午，学校大门却紧闭着。原来是马爱莲到学区开会去了，学校停课半天。后来马爱莲告诉记者，阳上村去年才装上电话，以前如果学区开会，都是让往返县城的学生捎封“鸡毛信”通知马老师。

　　马爱莲的学校是一所复式学校，一、二两个年级18个学生。她每天早晨7点20打开校门，迎来忙碌的一天。教室墙上贴着一天的作息时间表：

　　上午：7点20到7点40早操；之后早自习；8点35到9点20第一节课；9点20到9点35眼保健操；9点35到10点20第二节课；10点20到10点35课间操；10点35到11点20第三节课；11点20放学。

　　下午：2点20到2点30预备；2点30到3点15第四节课；3点25到4点10第五节课；4点20到5点自习；5点到5点半课外活动；5点半放学。

　　墙上张贴的课程表显示，学校开设语文、数学、音乐、体育、品德、自然、写字七门课。

　　上述一切，都由马爱莲一个老师担当。马爱莲告诉记者，她家还有17亩地，她和丈夫两个人耕种。丈夫身体不好，她是种田主力。

　　马爱莲说，一晃20年过去了，回想起来每一天过得都很不易。

　　马爱莲从柜子里翻出两份材料：一份是甘肃省张家川回族自治县教育局文件，上书：张教字(86)第02号，“关于曹世俊等二十六名同志任民办教师的通知”。马爱莲专门给记者用手指了一下她的名字。

　　另一份是一张“张家川县清退代课教师补助发放单”。上面写着：

　　“马爱莲同志：根据张家川县人事局张人薪字［2003］98号文件精神，经县政府常委会议研究决定，于2003年12月底清退全县135名代课教师，并按其教龄每人每年300元给予补助费。你实际教龄18年，累计发放补助费(人民币)五仟肆佰元。”

　　就是这一纸通知，终结了她18年教育生涯。

　　热爱教学却难改清退宿命

　　今年3月底，伏军芳从同事那里得知，教育部开了个新闻发布会，其中有关于代课教师的政策。她立刻奔向学校会议室，那里有学校惟一一台计算机。

　　“我在网上只看了一半就哭着跑回宿舍。”伏军芳对记者说，“我真有点失望了。”

　　伏军芳是甘肃省会宁县平头川乡银树小学的校长，同时她也是该校一名代课教师。银树小学有学生290人，全校9名教师，其中5名是代课教师。

　　面对可能被清退的现实，伏军芳有些不服气，她把全乡学校统考成绩单拍在桌子上，对记者说，“按教育部的说法，我们这些人既不合法也不合格，但我们这些人教出的学生，在今年全乡六年级统一检测中，语文、数学双科都是全乡第一名。并且两科总分前10名的学生中，我们学校有6个。”

　　谈起自己这些年付出的代价，伏军芳眼泪哗哗地流。伏军芳说，刚来这个学校时，校园刚落成，整个学校只有她一个人住校。晚上太阳没下山，她就把校门锁上，不敢出门。平头川教育管理中心主任逯兆英抢过话茬对记者说，现在校门不锁了，可伏老师家里的门却常年锁着。她一家人分在三个地方，丈夫常年在外地打工，支撑全家开销；伏军芳带着在本校上六年级的小儿子，母子俩挤在学校的一张单人床上；大儿子在会宁一中读高中，75岁的婆婆在县城租房子陪读。

　　初中毕业的伏军芳1989年4月成为一名代课教师，是“一边教书一边念书”。1992年她取得了中等师范学校毕业证书。1996年她又拿到了成人自学考试的大专文凭。2004年获得了小学教师资格证书，2005年又获得中学教师资格证书。

　　伏军芳说她每月工资200元，这还是去年刚长的，以前只有几十块。她给记者算了笔账，她工作17年一共挣了18750元，但考各种文凭一共花了22000多元。“我比义务劳动还不如。”伏军芳自嘲地说。

　　事实上，很多代课教师都在争取成为一名合格教师的奋斗过程中，付出惨痛的代价。

　　任鹏锋，平头川乡坪小学代课教师，任教15年，累计收入14880元，考各种文凭，办教师资格证花去4100元，这样算来，他15年平均每天的收入为1.97元。“也就够吃一碗面的。”任鹏锋说。他45岁，至今未婚。“他这个经济状况谁敢嫁给他？”逯兆英很心疼自己辖区内的这些代课教师，“给他介绍好多对象，人家都说，只要任鹏锋转正就嫁给他。因为公办教师的工资是代课教师的10倍。”

　　任鹏锋吃住都在学校，家中没有任何家用电器，但他衣着极为整洁。回答记者提问非常腼腆，总是憨笑，但一跨进教室，态度坚定而自信。

　　“他喜欢这行，所以考这考那，总盼着有一天能转正。”逯兆英说。

　　与任鹏锋不同，该校代课教师牛金祥看上去更像一个农民工。今年50岁的牛金祥1976年从会宁一中高中毕业，次年被招为民办教师。“当年一所中学招民办教师，20多名高中毕业生去考，只录取了我一个。”牛金祥说，一直到1984年，我的工资是每月5块钱。当时一家四口要吃饭，实在太困难了，牛金祥被迫出走。他在沿海地区的一个建筑队搬砖，一个月能挣200多块。

　　可牛金祥总觉得心里不舒服。“教师的职业多光荣，受人尊重，而且我也喜欢孩子。”就这样，他还是决定回学校。他记得那是1986年，代课教师工资是每月40元。四五年过去了，外出打工挣的钱花得差不多了。“大人孩子要吃饭啊，毕竟我是家里的男人嘛！”牛金祥被迫第二次出走，这次他在外打了5年工。在外打工的每一天，牛金祥都盼着多挣一些钱，早点回学校。“当时我就暗暗发誓，这次回学校我就再也不出来了。”1995年，牛金祥再次回到了学校。这时，代课教师工资涨到每月140元。1995年至今，他再也没离开过学校。

　　“牛老师虽然是1984年以前从教的，但按照规定，只有教龄没有间断的才能转正。”逯兆英为牛金祥感到惋惜。

　　“我早不指望什么转正了，干一天是一天。哪天不要我干了，我就回家种地。”牛金祥眼睛里满是痛苦的神情，“不过这次，我就再也不回学校了。”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李杨）